作者：文妍
2005年11月15日，一位年近八旬的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从大洋彼岸亲抵珞珈山，带来了150余幅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结构图纸和数张照片——这些资料已珍藏了70多年。随着图纸轻轻展开，一段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一段新的佳话又留给了后世。
这位美国院士，正是武大寻觅已久的早期建筑结构工程师亚拉伯汗•莱文斯比尔的儿子，奥特夫•莱文斯比尔教授。
时间倒回70多年前，亚拉伯汗•莱文斯比尔同美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凯尔斯、萨克斯先生一同受聘，主持设计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随着一座座“焕若帝王之居”的华宇渐次落成，珞珈山，从此不再寂寞。
也许凯尔斯等设计师当年并不曾想到，他们绘就的大学校园建筑，会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的。所以，它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强烈，也更重要。”建筑并非传统和中西元素的简单拼合，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所具有的珍贵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必须深入到建筑理念的层面，才能深入解读。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具有丰赡深厚的历史价值。
果戈理说：“建筑同时还是世界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已经缄默时，只有它还有话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其内在的历史痕迹和文化内涵都是无法替代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其建筑风格之新颖，设计思想之先进，开中国大学校园建筑之先河，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国大学校园建设史及中国教育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价值丰赡深厚。
第一，它记载了近现代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艰辛足迹。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反映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成为我国高校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象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国家贫穷，极力推行教育救国的主张。他们认为，武汉当时是中国经济的中心，而文化却落乎其后，王世杰、李四光等都极力主张在武汉办大学，王世杰对办学的模式和规模提出了一整套设想，提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等于是中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并认为，“要想将武大造成一个真正的大学，第一个条件便是完成新校舍的建筑”。
一所一流的大学，无疑应该具备一批一流的建筑。但珞珈新校舍的建设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为选校址，李四光、叶雅各等骑着毛驴踏遍了武昌郊外的山山水水；又亲自规划，筹集资金，聘请设计师……工程终于动工，湖北省政府却突然以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求停止建设。王世杰专门邀请省政府有关人员同赴珞珈山察看，促使省政府将3000余亩土地确定为学校的新校址。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修路时必须动迁一些坟墓，两百余名坟主联名向省政府控告武大破坏风水，提请另选校址，经王世杰、叶雅各、熊国藻、邵逸周等人多方奔走，周旋力争，工程才得以继续进行。孰料，兴建校舍时要迁豪绅家的坟冢，豪绅们不仅向教育部和省政府捏词呈诉，还寄发大批恐吓信，甚至当面恐吓王世杰“不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并声言要去崇阳挖他的祖坟。王世杰一面不畏惧、不妥协，一面多方沟通、求援，直至请行政院长谭延闿下了训令，才算平息了迁坟风波。接着，他又为建校舍经费不足犯愁，四处奔走求告。
珞珈校园的建设过程，饱浸着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和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情，展示了他们学贯中西的雄才大略，体现了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高瞻远瞩、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第二，它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史证。
建筑风格是一所大学办学思想最为典型也最为外在的一种表现，武汉大学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办学理想。上溯至清朝末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要用“西学”来为“中体”服务。因此，他创办的自强学堂，在办学过程中就体现了西学中用的教育思想，而且这一思想成为了近代新教育制度建立的政策基础，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任职于国内各大学或学术机构，他们竭尽全力去实现当时十分流行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梦想。他们的知识背景决定了他们的办学思想，中西融合一时蔚为风潮。在此背景下，一大群有着欧美日留学经历的精英人物来建设一个新的武汉大学，就必定在方方面面体现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来自美国的凯尔斯也才有可能在珞珈山一展身手。
当时，欧风美雨正在向中国内陆逐步渗透，中外各种建筑风格、流派汇聚中华大地，西方“现代派”的“火柴盒”式建筑在中国出现。作为中国人自主创建的第一个大学校园，凯尔斯的设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融会了李四光等人的建筑理想，他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建筑文化中的精华，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形式，将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建筑特点与西方建筑技术、古典建筑艺术巧妙融为一体，既呼应了当时中国建筑领域“中国固有之形式”的风潮，也观照了世界建筑的现代性、开放性视野。中西合璧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成为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凯尔斯（F.H.Kales）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20世纪30年代参与了中国许多大工程的建设，对中国古典建筑，尤其是故宫建筑颇有研究。1928年，叶雅各受建筑设备委员会之托，赴上海物色建筑师人选。与凯尔斯叙谈后，情趣融合，凯尔斯欣然接受新校舍的设计任务。随即学校花500元包专机一架，从上海直航武汉，飞达珞珈山时低空盘旋，俯瞰全貌。次日，凯尔斯实地踏勘，对珞珈山的地理形势极为赞赏，当即提出以狮子山为校舍建筑之中心的设想。他不畏劳苦，构思图纸时常常在狮子山凛冽的寒风中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只用半年时间就做出了珞珈山新校舍总体规划图。
除三位国外知名设计师外，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缪恩钊担任建造工程师，他与凯尔斯是哈佛大学同窗；汉协盛、袁瑞泰、上海六合、永茂隆等营造厂分别中标承建主体建筑。这无疑是一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建设队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是中外建设者共同努力的结晶。这也是我国近代建筑的普遍特征：在群体组合与整体造型方面仍然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但同时也接受和吸纳了一些西方建筑理念，如符合现代需要的功能、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等。
整个建筑从整体风格到装饰部件，都透露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既完美地传承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又恰当地融入了西方建筑手法。西方建筑讲究单体美，形同雕塑；中国建筑讲究群体美，形如绘画。珞珈校园建筑融合中西建筑之长，既讲求整体布局美，又注重单体造型美，中西合璧，古今融会，置身校园，步移景异，美不胜收。建筑装饰上，中式的歇山顶、斗拱飞檐、琉璃构件、重檐单檐、鸱吻屋脊、云纹装饰等，和西式的立柱、罗马券拱门、拜占庭穹窿顶等，完美结合，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
由于大学校园建筑的功能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和高等教育的传入有关，在外观上呈现大屋顶等具有中国特征的附加部件与西式建筑体量的综合，如观测天象的球形穹顶（理学院）、用于展览的玻璃采光中庭（工学院）以及无柱大空间（体育馆），这些体量和形态具有现代性，但在门窗、回廊和配楼的局部仍然采用了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符号，整体呈现出带有中国装饰风味的现代特色。
图书馆是综合运用中西方建筑手法的典范。中央主体在方形四隅切角，呈八边形，主体突出于四角的附楼，有古代藏书阁的含义。屋顶敷绿色琉璃瓦，以八角攒尖起势，而以歇山顶收尾，颇具“跨文化”意味。在结构技术上采用了西方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组合式钢行架承重，大大节省了木材，而整个外观却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宫殿式建筑的威武和庄严。它将图书馆建筑的新功能、新结构与中国传统藏书阁形式有机结合，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沉淀。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参观武大校园后说，武汉大学的建筑具有中国传统风范，但又不是复古，而是和现代完美的结合，堪称中西合璧的典范。
第三，它为培养高级人才和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珞珈新校舍建成后，一批批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应聘来校执教，全国各地学子慕名来校求学。在武汉大学执教近20年的苏雪林在《我的教书生活》一文中说：“武大是国立，校规严肃，誉满东南，时珞珈新校舍即将建成，出色湖光，映带生色，在那个世外桃源生活几时，也是值得，我当然舍安大而就武大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成为民国五大名校之一，学术地位和教学科研水平令世人瞩目。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武汉大学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第四，它见证了中国社会诸多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
珞珈山汇聚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的众多华章，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诗篇，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31年，正在施工中的珞珈校园突遭“九一八”事变，爱国师生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抗击日本侵略军。李锐、刘西尧等进步师生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在这里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烈火。如前文所述，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主要负责人齐聚武汉大学数月之久，团结抗战，共谋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大计。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那时周恩来和蒋介石都住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经常会在散步时遇到。”他们寒暄交谈，分析时局。
抗战胜利后，这里又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而九一二操场留下的伟人的声音和足迹，永远在珞珈山熠熠生辉。
十八栋、半山庐、学生俱乐部、六一纪念亭……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沉淀了丰厚的历史，静静地诉说着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风云故事。它们是历史记忆的符号，是文化发展的链条，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实乃不可多得。
（摘自《流风甚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1 本网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