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西云
从唐长孺先生开始，武大历史学科形成了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特色，朱雷先生作为唐长孺先生的传人，主持历史系和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工作，继承并发扬这一学术传统。朱雷先生非常重视考古学科，对武大考古学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力。
我1990年到武大工作时，考古专业有十多位教师，当年算得上全国比较大的一个考古专业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武大考古也像全国其他考古专业一样，很多老师纷纷离开了高校，师资队伍迅速萎缩，而武大考古因为没有博士点，迟迟没有办法培养新鲜血液补充师资。等到九十年代后期，武大历史学科有了一级学科博士点之后，朱雷先生积极奔走，希望考古专业能够有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他亲自去广州请已经在南越王墓博物馆任馆长的肖亢达老师回校未果，又力推快到退休年龄的杨宝成老师担任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武大考古学科最早的博士研究生。
朱雷先生长期承担考古专业本科生课程《考古文献学》，一直到他七十岁退休为止，是他退休前主要的本科教学任务。朱先生虽然是大家，但在给考古专业本科生授课时，总是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内容主要涉及目录学，分别介绍经、史、子、集等历史文献，讲授时随时结合考古学的内容进行延伸扩展。如在子部兵家类中提到了唐代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宋代曾公亮《武经总要》的筑城法和兵器图等内容。在农家类介绍了对农业考古很有用的贾思勰《齐民要术》及其今人校释本，以及《四时纂要》等，术数类介绍了《宅经》，在谱录类介绍了《金石录》、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文房四谱》等。他也讲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名称和用途，介绍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希望为学生们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一个丰满的参照，而不是一鳞半爪的文献比附。武大考古当年的毕业生对文献比较熟悉，在科研中比较长于采用文献类比进行历史阐释，与朱雷先生的这门课程有很大关系。
朱先生给考古专业本科生讲课，也希望能够为敦煌考古物色青年人才。他自己是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权威专家，似乎特别希望有亲炙的学生来继承衣钵。他给本科生开“漫谈佛教”讲座，介绍佛教考古的知识。也请其他石窟寺研究的专家来讲座，他亲自陪同，听讲，参与讨论。他先后给敦煌研究院推荐了王建军和张小刚两位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去工作，张小刚后来还跟朱雷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他们都成为了敦煌考古的业务骨干。
朱先生对我们这些考古人很亲近。那时单位每周四下午都开会，他经常来考古教研室坐坐，跟大家聊天，一起抽烟，考古专业的同事也都对朱先生很尊重，把他当先生看待。他会跟我们讲一些他跟考古学界的朋友打交道的事情，也讲一些他去考古遗址考察的经历，谈他对考古材料的认识。他不止一次跟我们说，学考古真好，如果有来生，他一定会去学考古。
我刚开始工作时，当时朱雷先生是历史系主任。1990年和1991年，我连续带了1988级和1989级两个班的田野考古实习，似乎很得朱先生认可。他推荐我去美国南卡罗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留学，还有助教的工作。现在的留学生未必很愿意做助教，但当年出国的机会很少，大家也都没有什么钱，如果能够出去留学，还能有份工作，当然非常好。我准备了一段时间，当时刚结婚，又有了儿子，有点恋家，走与不走，心里也很犹豫，加上外语考试成绩不是很好，这事就作罢了，但我一直很感激朱雷先生给的这个机会。
我去过朱先生家几次，有一次跟贺世伟一起去看他，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话题主要是武侠小说。朱先生是个武侠迷，会在街边的书摊租武侠小说看。他比较喜欢古龙的小说，不太欣赏金庸的小说。那会电影《卧虎藏龙》刚刚上映，我们自然聊到这部电影，他如数家珍般讲到原作的来龙去脉。那一次，我才知道武侠小说也是渊源有自。
一次是因为同事评教授，我去找他，希望他支持，他答应支持。还有一次是因为同事跟他念博士，不愿意做朱先生安排的论文选题，我去找朱先生，希望他同意换题。我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同意。朱先生为人严谨讲原则，我与他有亲近的感觉，这两次都是我自己主动去找他的，两位同事并没有托我。最后一次去他家见他，临走的时候，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新疆的考古报告送我，说是这本书的作者送给他的，他用不上，就送给我。
去年肖亢达老师回武大，请过去的同事们吃饭，朱先生也参加了。才知道朱先生已经中风，住进了汉口的一家养老院。我想去养老院看他，也一直没有去成，以为后面还有很多机会。听说他走了，想起很多往事，心中充满悲伤。
朱先生为人为学都非常严谨，但内心单纯，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现在离开了我们，考古专业的师生都很怀念他！我们也希望能够不负先生期望，把武大考古学科越办越好。
蔡金英、张小刚、贺世伟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帮助，也表达了他们的哀思。
2021-10-17
稿成之后，因为提到肖亢达先生，我发给他征求意见，肖老师回复并补充如下：
朱雷老师对考古专业的建设很关心，我1980年有幸调到武大考古专业任教，1983年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我准备筹办考古教学标本室，并有意在这基础上逐步完善，建设成一个博物馆。那时朱雷先生虽未主持历史系的工作，但得知我的想法之后，还是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大约在1984年我先后出差到甘肃博物馆和临洮县博物馆，它们一起捐赠了一个系列的甘肃彩陶标本。又蒙湖北宜昌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捐赠了一套反映楚文化陶器分期的标本。还有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捐赠了数十件各个时代的陶器标本。标本室开放期间，恰逢石泉先生主办楚文化国际学术会议，得到与会的中外代表的高度评价！朱雷先生参观之后，也竖起拇指连声说好！后来由于展陈场地的原因，标本室停止了开放，他也深感遗憾，表示希望将来能重新开放。
由于考古专业是新办的专业，朱雷先生对考古专业的建设、课程的设置以及经费开支都很关心和支持。例如考古书籍，尤其是考古报告，都很贵，系里都予照顾购买。历史系对考古专业的支持是一贯的，图书资料经费的支出，曾与系主任商讨并同意给予倾斜。我任教研室主任至1989年，期间换了三任系主任，三任系书记，他们对考古专业的支持是一贯的，考古专业的发展与他们的关心和支持都分不开。
1991年11月我调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历史学升为一级学科博士点之后，1994年春天石泉先生委托张荣凡书记到广州商调我回去当博导。后来朱雷先生到广州找我回去，那时我刚任命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因多方面原因，就没有回武大，很遗憾。朱雷先生对考古专业的关心很使我感动，我退休后1999年元月到武大，因为与朱雷先生共事多年，见面闲谈，他还谈到对考古专业博导的设立，就人选等谈了他的看法。朱雷先生人品高尚，学识休养深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