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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珞珈】风云际会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探胜(四)

发布时间:2016-09-24 08:42 来源: 作者: 文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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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妍

在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5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中,还包括周恩来旧居、郭沫若旧居、半山庐、六一纪念亭和李达故居,它们主要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弥足珍贵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名人与建筑相映生辉。

爬上珞珈山东南面的半山腰,三排小洋楼在葱郁古木中忽隐忽现。20世纪30年代初在这里落成了18栋教授住宅,后来虽然有所增减,但习惯上一直称“十八栋”。整体采用英式乡间别墅风格,红砖青瓦,石阶通幽,但每一栋建筑都自有其特点。周恩来旧居(一区1927号)与郭沫若旧居(一区1220号)即在其中。此外还有苏雪林故居,隐现于一条悬于半空的老藤与古树的臂弯之间。杨端六、熊国藻、葛扬焕、刘博平、桂质廷等都曾居于此。

十八栋先后居住过数十位中国学术界最有名望的教授,是大师云集之所,是珞珈山上智慧的渊薮。学术大师、历史名人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孕育和发展了越来越深厚的文化内涵。在当时资金并不宽裕、建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武汉大学一次建成18栋教授楼,并且选择最适合的地段,冬季太阳高照,暖意浓浓,夏季南风徐徐,倍觉凉爽,让教授们有一个最好的安居之所。学校筑巢引凤,建大楼以引进大师,足见其尊重学者、建设一流大学的良苦用心。十八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学术、一种气质,成为后人永远探寻、追忆的胜地。

1938年,珞珈山上一个天气晴和的傍晚,蒋介石与宋美玲正沿着半山庐东南方向的山路散步。此时,周恩来偕邓颖超正从西南方向信步而来。于是,在落叶片片的山路上,有了一场相遇……

在抗战期间的武汉会战中,武汉大学校舍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国共两党要员云集珞珈山。周恩来、郭沫若、康泽、黄琪翔等住在十八栋。时任中共长江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和时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理事的邓颖超,在1938年春天由汉口迁到这里居住。周恩来旧居是一栋标准英式田园别墅,红瓦青砖,地基开阔,庭前屋后被参天大树环绕,通往山下的是几条石阶小径。别墅由两个哥特式风格的拱形门栋分开,楼栋之间有一精致花园,种有一棵大芭蕉树。周恩来与邓颖超时常到东湖边散步。故居旁边有一条石阶小路,至今保存完整,被称为“周恩来小路”。

在这期间,周恩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和统一战线运动。他在住所接待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抗日将领,会见了斯诺等国际友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1938年初夏,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在大操场作演讲,号召知识分子行动起来,投身到全民抗战中去。剑眉、星目、英气逼人的周恩来,以激情洋溢、神采飞扬的演说,给战争中的国民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如今,旧居庭前的幼枝已长成干林乔木,苍翠葱郁,亭亭如盖;当日树影下鲜活的面容,已在时光之河中渐行渐远。斯人虽逝,先生之风依旧山高水长。

郭沫若抗战期间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和夫人于立群在珞珈山的住房背山面湖,有可以眺望湖光山色的阳台。风云人物比邻而居,郭沫若记述:“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经过。”“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郭沫若在校园里会见了张群和陈诚,握手寒暄,还与胡愈之等一起参加过蒋介石的“御前会议”。虽只住了短短四个月,但武大校园之美,给这位著名学者、浪漫诗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抗战回忆录《洪波曲》中提到这段“物外桃源”的经历时说:“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196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故地重游,在旧居前留影,并泼墨挥毫赋诗一首。

就在周恩来等入住武大之前,蒋介石已下榻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这是一座掩映在浓荫中、建筑精美的小砖楼,因依山腰劈石而建得名,又因四周林木茂盛,清风拂来时树叶沙沙,宛若涛声阵阵,雅号“听松庐”。整栋楼用色简拙,皆青砖黛瓦,质朴无华,与珞珈山的苍秀浑然一体。最初它是学校的招待所。1932年珞珈山新校舍基本建成,全校师生从武昌东厂口迁来新校舍上课。恢弘壮美的大楼,吸引了众多名流,其中不乏博学宏儒、达官显贵,纷纷前来参观、讲学,这座小楼就是他们休息下榻的场所。抗战前,赵师梅、汤佩松、高尚荫、李先闻、郭斌佳等年轻有为的教授先后在此居住多年。

珞珈山新校舍建设之初申请资金,蒋介石曾慨然拨款。新校舍落成后,他偕宋美龄亲往参观,对武大清幽的环境赞不绝口,对朴实无华的半山庐也很欣赏。他勉励学子“学以报国”,并表示会进一步给武大以支持。

那时的蒋介石肯定没有想到,他后来会在珞珈山居住达数月之久。1938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珞珈山召开,推举蒋介石为总裁。蒋介石从江西来到珞珈山,和宋美龄住在半山庐,他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随员也在此居住办公。老斋舍则成为军官训练团的宿舍,蒋介石还在大操场检阅过训练团队伍。每星期的总理纪念周也在珞珈山举行,武汉地方的党政军要员,都要匆匆从三镇赶来参加。这时的蒋介石非常繁忙,幽静的半山庐人来车往,岗哨林立,灯火通宵达旦。毛泽东后来曾概括,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1946年武汉大学复员珞珈山后,校长周鲠生从海内外延聘了大量年轻的学术精英来校任教,半山庐又成为单身教授居住的地方,其中包括许多知名教授,从美国归来的“哈佛三剑客”韩德培、张培刚、吴于廑教授,就在此居住。哲学系主任万卓恒教授当年也住在半山庐。著名哲学家萧萐父生前回忆,他写毕业论文时,几次去见万先生以求指导,“他住半山庐,独身住一斗室。1946年冬他病了,有时斜躺在床上,我就坐在床前听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话,话不多,但总是那么凝重。至今还记得他的主要叮咛。”

抗战胜利后,师生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珞珈山,但他们并不能安心享受珞珈山上那种象牙之塔的生活。1947年,校园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高潮。61日,国民党军警千余人突然包围武汉大学,搜捕进步教授和学生,并开枪打死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三名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为了纪念死难者,学校请美术和建筑专家妥为设计,于1948年修建了六一纪念亭,亭中立有纪念碑。六一纪念亭位于宋卿体育馆南面的草坪上,六角飞檐,碧瓦熠熠,六根朱红圆柱支撑,蕴涵六月之意,四周植有冬青和绿草。当时,珞珈山上仍然充满白色恐怖。代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刘永济请其弟子李健章撰写碑文和三生传略。碑记曰: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一日昧旦,武汉军警千余人突入珞珈山,围扰本大学。                    黉舍之内,遽尔骚然,以出人意外。师生举仓卒不知所为,一任其排闼执讯而已。天既明,而枪声骤起,移时,始解去。计鞭箠劫束,挟以同走者二十人;创而呻吟于室者,十有九人;肝脑膏地饮弹毕命者,则黄生鸣岗、王生志德、陈生如丰三人也。其后,劫走者皆幸免归;伤者亦渐以起;而赍恨于地下者,则将忍此焉终古,非甚可痛念者耶?于是众议作亭,以志斯难。鸠工庀材,数月而成。因命之曰:“六一纪念亭”,取以事系日例也。夫“士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此特为守常者言耳。孟子曰:“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然乎,否耶?亭有碑,不可无记。故书其事,备来者观焉。

纪念碑背面书三生家世,言简平实,情感深沉。文字皆由瞿扶民先生书写。在老斋舍中门一楼台阶处还有“六一”惨案遗址,当年死难学生流下血迹的地方,专门按血迹原状铺成了红色,以示铭记。

(摘自《流风甚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1  本网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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