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龙章
关文发先生是当代著名明清史专家，在学界拥有很好的口碑，他的崇高品格和学术建树受到学界同行的尊敬。关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武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负责人、武大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主席、湖北省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对武大历史系教学改革、师资建设和学科发展贡献良多。今年是关文发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关先生的敬意和缅怀。
1987年关文发先生在武大留影
（一）
我于1976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武大历史系任教。还记得第一次与关先生相认识的过程，一次因看门诊与武大医院一位会说粤语的牙医相识，出于感谢我到该医生家中造访，交谈中得知其邻居关文发先生也是历史系的、并且也是广东人，顿时兴奋起来。与关先生见面后，他用粤语表示了欢迎，还仔细询问我的住处，家具添置齐否、在哪开伙、衣服被子够不够等问题，并介绍了武大历史系的情况及武大的环境。从交谈中我看出关先生是位很真诚和善的长者，他身上有一种魅力，让我这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极受吸引。临走时关先生把我送出门，让我有空就去作客。这次偶遇使我与关先生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印象深刻难忘。
自此以后，逢年过节我必定到关先生家走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7年元旦中午，汉华到桂园八舍来叫我到他家吃饭，原来梁师母做了很多美味的肉丸子（那年头吃肉凭票，能吃上一次肉丸子很不容易！）。是日天色晦暗，气温大寒，和先生一家围坐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吃饭倒也感觉暖和舒适。眼看窗外天色越来越差，梁老师说：“看样子要下雪了！”我回答道：“下雪好啊！我还没见过下雪哪！”说话间，屋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汉华说：“看，下雪啦！”只见窗外有细密的白色颗粒飘过，我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便说道：“好大的雪啊！” 关先生说：“这像撒盐不算大，真正大雪是鹅毛大雪，那要下得没脚深。”不一会天降大雪，很快把前面房子的屋顶、窗台变得一片银白，此时我有点惴惴不安不寒而栗。关先生望着我穿着的单薄的衣服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心，便安慰说：“下雪不冷，融雪才冷，你若没有棉衣，从我这里拿一件穿吧。”我谢过关先生的好意，表示已备有，只是今天走得急没穿。这次新年午餐让我想起东晋谢安府上的议雪，面对同样的雪景谢府是即景赋诗咏雪，而我在关府则是从身到心都得到温暖。
饭后小坐闲叙，我当其时已接受给1976级考古班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的任务，但备课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抓起，特意请教关先生。他表示对考古并不擅长，谈不上给具体意见，但从治学备课的角度看，要掌握好专与博的关系。首先应熟悉专业教材以及相关的考古资料，这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相关的史料、历史地理知识、民族学知识等也需要了解，只有知识面宽了才能更专、上课讲授才能收放自如；要先读必要的史料，在读懂读通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他还建议我先读把《史记》前部分的《五帝本纪》等章节先读，然后再读其他典籍。关先生的点拨让我豁然开朗，其后我的备课就是沿此方法的。经过1978年上学期的授课，我这个教学新兵得到了系领导和学生的一致肯定。
（二）
“文革”结束后，中断了十多年的全国高考恢复了，这是一件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也给耽误了青春的“老三届”带来难得的机遇，从而引起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然而要做好全国高考工作，第一关就是把好命题关，若考题出现差错，其影响之大与影响之坏实难估计，故对命题组成员的选聘必须十分审慎，容不得有半点闪失。1980年，教育部聘请关先生担任全国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组组长，赴京主持这项既神秘又艰巨的工作，命题组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包括南京大学方之光、山东大学孟祥才、人民教育出版社李纯武等。命题组首先是熟悉和掌握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其次是对77-79年的试卷进行分析研究，再次是确定题型及分数，最后是根据规定的中外历史分配比例，从历史教科书中选择出题型的条目。出好甲乙两套试卷后，还要对每道试题逐一打磨，并检查是否超出教学大纲的范围以及教材的覆盖面。命题是一项学术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每一步都要认真地对待，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包括标点符号，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在关先生的主持下，命题组成员经过20多天有条不紊的、齐心协力的紧张工作，进展顺利，试题上报后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这也充分展示了关先生出色的的组织协调能力。
1980年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校长是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乘着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改革春风，刘校长在武大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新政，使得武大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关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后，着重抓了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和提升科研水平以及图书资料的建设，成绩斐然，影响巨大。那时的武大历史系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全国高校历史系中仅次于北大历史系，处于领先状态。在具体学科上，又以唐长孺先生领导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吴于廑先生领导的“世界史”研究所在全国史学界地位最为显赫，就连我们这个新办的考古专业到了80年代中后期也都人才济济、小有名气。
我感触最深的是，以关先生为首的系领导对学生教育的不遗余力。我曾当过1985级博物馆班学生的导师，这虽然只是个大专班，但从系领导到专业领导都是倾尽全力加以培养。除了常规课程，还专门聘请了全国有名的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方面的专家来武大讲课，包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文物鉴定泰斗史树青、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中国青铜器专家李先登、中国农业考古开创人陈文华等。在最后一学期还将全班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实习，请著名博物馆学专家石志廉授课指导，所以这个大专班也出了不少人才，国内考古界后起之秀张桂莲、许道胜、刘新等就是出自此班。
历史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以往在武大文科各系中是最丰富的，资料员配备也很整齐。文革后人员有点青黄不接，图书资料添置缓慢。关先生当系主任初期，主管文科的一位副校长曾想用行政命令将历史系、中文系资料室合并；如果这一做法实施，历史系将失去独具特色的图书资料阵地，对教学科研影响巨大。为了保存历史系资料室，关先生找到刘校长反映情况、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历史系资料室。此后关先生更关注资料室的建设，一方面从武大图书情报系遴选优秀毕业生到资料室担当骨干；另一方面利用有限的划拨经费加强图书资料购进，特别是与校图书馆、省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单位合作，联合举办“港台学术图书展”，并藉此机会增添了大批“文库式”港台学术著作，使得历史系资料室的港台学术资料一时成为中南地区高校历史系之最。这批学术资料也为我们的考古科研提供了极大便利，过去无法读到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济、董作宾、石璋如、劳幹、周法高等大师的考古学及古文字著作，在这里都能看到。我离开武大后，因撰写《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一书，有些资料在广东查不到，还回到武大利用系资料室的便利条件来帮助完成。
从我1976年到武大报到起，历史系一直在桂园操场旁的工农楼办公，这是一座大跃进时期由武大师生自己动手用土法烧出的砖建造的三层高的“火柴盒”，外观简陋、质量甚差，有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和中文系、公共课教室三家共用。由于责任不明确，这座楼的维护和保养长期以来欠佳，外墙基础处有长长的裂缝，缝隙中透出红砖；至于内墙和天花更是粗糙，很多地方的批灰已剥落，裸露出简陋的水泥预制板，走廊的水泥地面也是坑洼不平。到了80年代中期中文系迁出，这座危楼就为历史系专用，同时还要帮历史系承担全校最重的中外学者接待任务。关先生上任后频频与校领导商量解决方案，在提出的“搬迁”“改建”等方案都无着落后，关先生向刘校长提出“抗议”，并表示若问题得不到解决，历史系将不再承担接待外宾任务。刘校长了解情况后，随即批示了工农楼改造方案——加固楼宇的基础和承重，里外墙和天花板地板重新批荡找平粉刷油漆。经过半年的精心施工，到9月份开学时，工农楼面貌已焕然一新，使教学、科研和接待环境大为改善。而对楼板承重威胁最大的图书资料室则搬到一楼，历史文物标本室扩大后放到三楼北侧的房间，总面积达400平方米，除原有收藏品外，新增加了不少武大考古专业师生外出考古征集回来的各时期的文物标本，文物总数达1000余件，接待了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
在教学工作中关先生对我们这些一线教师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帮助，举一件难忘的事例：1986年秋我和同事承担了带1984级考古班学生田野考古实习的教学任务，选定在湖北麻城栗山岗遗址开探方发掘。系里很重视此次实习，特地在紧张的教学经费中划拨了专项经费。当地麻城博物馆起初也是支持和配合发掘工作的，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在费用开支和相互配合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双方逐渐产生了一些误会和摩擦。我们于是决定发掘结束后不在当地搞后期资料整理，全部发掘资料撤回武大整理，但麻城方面坚决不同意。为此事，教研室主任肖亢达老师和我多次与麻城文化局、宣传部交涉都无果。我们又找到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请省里出面疏通调解，也没效果，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考虑到此事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学生的后期实习，关先生听取我们的汇报后，提议不妨请麻城的领导来学校商量解决。听到武大方面的提议后，麻城方面便派了宣传部宋副部长及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博物馆正副馆长等一起来武大商量解决问题。我系则由关主任、张荣凡书记出面接待，肖老师和我作陪。在商量的过程中关主任首先肯定了麻城方面在武大师生考古实习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并表示了感谢，然后强调了学生在后期资料整理实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后期实习顺利完成的几个必要条件，包括场地、住宿、伙食、必要的整理修复技工和工具、材料要有保证等；如果能满足以上条件，其实在哪整理资料并不重要。宋副部长见关主任态度真诚、待人诚恳，立即表示只要后期整理仍在麻城进行，麻城方面一定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麻城文化局领导和博物馆馆长见领导已表态，就给出了具体的配套方案，事情终获圆满解决。此后武大考古班师生的后期实习顺利完成，这次实习成果《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湖北麻城栗山岗战国秦汉墓清理简报》很快发表在《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和《考古》1990年第11期上。而通过后期整理修复出来的几百件文物也通过友好协商，由麻城博物馆、黄冈地区博物馆和武大历史系三家平分，这些发掘文物随后都成为了历史系考古标本室重要的展品。
1985年，国家教委聘请关先生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历史专业教学改革调研组南方片（华东、中南、西南）”组长；北方片（华北、东北、西北）组长则由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担任。为什么教委要进行这次重要调研，原因是历史学在文革中已被严重扭曲，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因而文革后迅速“降温”，甚至成为高校冷门专业，考生不愿报读，在校生无心向学，老师盼望跳槽，再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接到国家教委任命后，我系兵分三路进行调研工作，关先生带队先后到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湖南师大进行调研，既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广泛听取他们对专业改革的建议和希望，再综合华东、西南的调研情况，确定专业改革应从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着手，本科课程应拓宽口径，扩大知识面，使学生毕业时能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事实证明，这些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若从事编辑、记者、文秘、公务员等工作，并不比其它专业的毕业生差，甚至还具有知识面广、根基扎实、逻辑性强等优势，考生的选报率亦明显上升，至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口径，则应适当收窄，这将有利于“专才”培养。总之通过这次调研，为国家教委对高校的历史专业分不同层次进行改革奠立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作者与关文发教授合影
（三）
关先生于1988年夏调到华南师大工作，担任该校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问等职，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也于1989年调回广东文博系统工作，之后我们也常有联系，时而上门看望关先生并请教一些学术问题。
2016年初，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与关先生较长时间没见面了，非常挂念。本打算趁春节期间到广州探望关梁两位老师、给二老拜年。不料年三十晚突发胃出血，被送进医院急诊病房留医，这一住便是半个月。等病情稳定回到家没几天，却突然接到汉华发来的信息，说关先生已于2月23日病逝并已经办完后事。听到这消息，我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心中充满了难过与懊悔。我为失去几十年来亦师亦友的关先生感到难过，更为因错失时机未能见到关先生最后一面而感到无比沮丧！3月6日我和夫人专程到广州关府拜祭，面对关先生慈祥的遗像焚起三炷香。愿先生在天国一路平安！（稿件来源：《武大校友通讯》2021年，作者1976～1989年曾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编辑：相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