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文红
武汉大学图书馆源于自强学堂的藏书室，是有史料可查的。
我近日查《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深有感触。
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95年11月28日至1896年10月26日）。
姚氏，1856年——？字石泉，江西丹徒人，拔贡、举人。姚氏因在李鸿章治理的天津武备学堂执教，遂被张之洞邀往湖北（1895年11月28日—1896年10月26日），委以武备学堂与自强学堂总稽查（察），并入住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因为经费匮乏，当时并没有得以实施，因此日记中所提示的作者的活动所在地是指自强学堂。
姚锡光面见张之洞，二十四日（4月6日）制府传见：“（帅）且谓：‘湖北开自强学堂，本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斋，惟方言斋有学生住堂学习洋文，余四斋不过每月应课而已’……”张之洞要求对自强学堂的课程做修改，“今须极力整顿，且须改弦更张，将功课归并增减。减去商务一斋，增添重学、机器、制造等课，以期归于实用。”姚锡光被正式任命为自强学堂总稽查差。日记中记载：“而堂内一切功课学规，皆惟余之责。”
“二十七日晴。早起。拟自强学堂课程七条另有稿。本日……即至自强学堂看视。”在4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二十八日……晚间，点定自强学堂课程稿。”入住自强学堂。对于入住自强学堂算学斋，日记中记道: “三月初一晴。早起……即暂住算学斋内。”
日记中还记载：“太守因余商酌属王生雅东绘中俄交界图。盖太守著有《中俄界约》六卷，极精核。……因赠余《界约》一部，共两本。太守尚有《泊米尔说》……尚须续行石印。又示余以《光绪二十年中英滇缅界约》……缅属于英，而滇南自此多事，可为概然。”他们是在研究边界问题。
姚锡光接受了自强学堂的书籍、器具清单及人员名单。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有关自强学堂时期的文献入藏情况：“初二日……午后，钱念劬太守来, 受本堂受提调事……乃将本堂书籍、器具二册送交余处，属查点接受；又夫役一册，属余点验。”“初三日晴。早起。自算学斋西偏房内移住前边账房对过之东房间……早饭后，王生雅东、杨生寿山、吴生俊卿、杨生佑之来，助余清查本堂所储书籍。本堂书库，藏书颠倒错乱，余乃照书册查收，乃开单另行分类 ……共得二百四十八种，以穷日之力方能厘为分类清单。照类盘收，尚须明日方能毕事。外尚有大小洋书九十三本，须俟前二百四十八种有中书、有译出各种西书，有印版，有石印。” “初四大雷雨。早八点钟起。检点书籍。傍午及午后，阅《界约》（卷五）。”“三月初五雨。早九点起。本拟出门拜客，为积雨所阻，乃检点本学堂存书目。”“初八日雨。早起……傍晚，提调钱念劬太守来，偕至本堂书库检寻中西约章各本, 盖太守最精交涉案例，故于约章最为留心，搜辑宏富。”“初九日（4月21日）微雨。早起……午后，检点本堂案卷，分类归属。”
这也许是有关自强学堂所藏文献的最早记录。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姚锡光到自强学堂之前，所藏文献只有购入图书或期刊等的清单一册，并没有正式的分类和编目。姚锡光可能是该学堂图书资料清点、查收和分类的第一人。
据姚锡光的描述，1895-1896年，自强学堂藏书情况是：中外文文献共三百四十余种，其中外文书九十三本，中文与译书共二百四十八种。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自强学堂的藏书资料可谓比较丰富。
姚氏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他阅读《申报》《时务报》《京报》《万国时报》等。现武汉大学图书馆仍然保存有连续多年的《申报》和《时务报》等。
姚锡光提到钱太守所著的有关交涉的书，现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仍然保存有部分线装书。同时，他提到了自强学堂时期所聘任的教师，如辜鸿铭、华蘅芳、汤金铭等。现在武汉大学图书馆线装书库仍然保存部分以上作者所撰写的著作（为当时出版的原版作品）。
武汉大学图书馆线装书库仍然入藏有自强学堂所设课程的教学参考书。
（编辑：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