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年12月9日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1928年起任剑桥大学等校生物化学教授。1923-1942年在《自然》《生物化学杂志》《实验生物杂志》《伦敦皇家学会会报》等著名期刊发表近百篇研究论文，出版了《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胚胎学史》等学术著作，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1941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2年秋，他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自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李约瑟博士1943年5月在乐山（嘉定）
李约瑟1943年3月底抵达重庆，立即着手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亲任馆长。该馆由中英两国科学家组成，具体负责执行为战时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提供信息、援助物资。1946年春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后返回剑桥大学任教并开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于1954年开始分卷分册出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起成立英中友好协会、英中了解协会并任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广泛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他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起撰写了大量科学史研究论文，直至1990年仍有《中国和欧洲——各有不相同的科学进步》在《交叉科学评论》上发表。他以科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而赢得世界科学史界的敬重，1968年被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授予国际科学史界最高荣誉萨顿奖章，1974-1977年担任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他的学识胆略、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对中英科学交流事业的贡献令中国人民仰慕，199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2009与白求恩、斯诺等人一起被评为“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1943年春至1945年秋, 李约瑟踏遍了中国十省,参观了解中国战时的科学与教育机构状况， 同时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收集资料为日后研究中国科技史作准备。他访问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等近300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其间曾两次到国立武汉大学访问，并对武汉大学赞赏有加。
李约瑟来访无疑是武汉大学早期对外学术交流史的重要事件。1943年9月25日和10月2日出版的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连续刊载由他署名的《川西的科学》一文，用较大篇幅记载介绍了1943年5月底访问武汉大学时的情形。
当时武大正因日本对华战争而内迁四川乐山（当时称嘉定），这是武大办学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只能利用祠堂、庙宇作为临时校舍，因陋就简办学，教学、科研、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学校校部设在乐山文庙内，而教室、实验室、宿舍等则分散在乐山城内外。据《川西的科学》一文记载,李约瑟此次访问除到乐山城内文庙崇圣祠校长办公地拜会了王星拱校长，参观了设在文庙大成殿内的图书馆外，还到访过位于乐山城外李公祠内的理学院。在理学院，他了解到物理系胡乾善教授已完成了一部论述宇宙射线研究的专著，理论物理学家江仁寿教授正在指导研究生刘立本等两名学生开展有关氧化铜整流器以及金属弹性变形温度效应的研究。在化学系交流访问中，得知其系主任、物理化学家邬保良教授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关于全向电力与静态核子的研究成果，叶峤教授则在开展天然药物活性研究。战时中国几乎所有从事研究参考用的书刊资料都是来自遥远的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只有很晚才能见到。因为乐山离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较近，在李约瑟访问武大时老师们已可用由他赠送的缩微阅读机阅读当年2月份出版的《科学》《营养学杂志》缩微胶卷了，这让李约瑟很容易体察到这些被隔离的人们的由衷喜悦。
李约瑟还造访了由资深植物学家张珽教授领导的生物系。生物系也在李公祠内，且在距离不远的观斗山城墙上的一个石砌望楼内有一个生理学实验室。他对这个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实验室情有独钟，作了详细访问，称其是一个“极好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由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育先驱汤佩松教授在武大珞珈山时所建（汤佩松先生1938font>年已到西南联合大学工作），后成为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执教的高尚荫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所拥有的科研场所，是中国唯一用于非医疗细菌学研究的实验室。在这里，还有机灵敏锐的石声汉教授在从事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病理学教研工作，林春猷教授设计了一种新的电极用于血液ph值和红细胞渗透性的研究，实验室已经拥有当时在中国难得一见的瓦氏呼吸器。
李约瑟看到战时武汉大学科研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果非常高兴，在望楼眺望大渡河与岷江交会处美景，不禁吟诵起了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的诗句。他乘兴来到河中一池塘参观，得知这个离大海约2000英里的池塘中每年都有淡水水母种群发育，而且这里的水母已由高尚荫教授和公立华助教命名为“中华桃花水母”，并在几年之前就对桃花水母进行了生理学研究。（这是中国学者最早在无脊椎动物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1939年，研究论文《四川嘉定淡水水母之研究》在《国立武汉大学理科报告（生物学）》上发表，研究简报在美国著名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这一成果时至2009年仍被引用。）
李约瑟访问期间应邀为武大师生作了有关“生物化学”的专题讲演，还给武汉大学当时的教学科研校舍、图书馆及学校的教授们和学生们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按照他的日程安排，结束对武汉大学访问后到位于宜宾市李庄古镇的同济大学访问，学校特意安排被李约瑟称之为“一位很有剑桥气质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石声汉教授护送他赴宜宾。二人一路上交流学术，吟诗说笑，情投意合，有如故交。临别，石声汉教授书赠立轴与李约瑟，题名为“游嘉纪念”，内容为“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落款时间为1943年5月。（注：1945年12月石声汉教授又曾将战国前期思想家列子关于“生化”的一段论述书写成立轴赠与李约瑟曾经主持的剑桥大学生物生化研究室。）许多年后李约瑟博士深情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有一天，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开了一个玩笑，此后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有许多人在望楼工事旁的一条小路上走成一行，因为天下着雨，他们都打着伞，石声汉转身朝我说：‘瞧，一行蘑菇在走路。’”
经过这次亲临访问与交流，李约瑟对武汉大学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常怀感念之情。他对武大学者倍加赏识，1944年邀请聘任物理系胡乾善教授到其领导的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担任物理学及机械学技术顾问，并同英国物理学教授班威廉共同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日常工作。李约瑟1958年7月来华时再三要求中国科学院陪访领导安排，得以拜会已到西北农学院工作的石声汉教授，与其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农学卷的编写问题。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派石声汉去剑桥与他合作三年，共同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卷、农学卷的请求，可惜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李约瑟在其著述和讲演中曾多次赞许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师们在战争时期不怕困难、自强不息的科研精神和敬业精神。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他称“武汉大学学术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与国立西南联大相媲美，这是毫无疑问的。”1944 年底他回国述职,在伦敦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战时中国的科学与生活》的讲话，以武汉大学为例说明战时中国科学和科学家之艰难处境，告知世人“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注：指理学院所在地李公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武大学者追求科学的精神深深感染了这位援华使者。
李约瑟的科学史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序言中对武大友人深表致谢：“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黄炎培之子，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已故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教的各方面的教义。”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出版时，李约瑟特在扉页上题记：谨将本分册作为对植物和真菌学教授石声汉的纪念，以感激他那激励灵感、轻松愉快的谈话，并追忆嘉定雨中的“人蘑菇”……。在书中谈到石声汉教授所做工作时称其为“我的朋友”。在第二分册（农学）出版时，他又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本分册纪念武功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授……，没有他们开拓性的中国农史学著作，本分册是无法完成的。”他在读到石声汉教授的著作时深情地说：“他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而我个人将一直最深切地记着他。” 他生前一直将石声汉教授书赠的立轴挂在书房最显眼处，凡各国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到访，他都要与其评品欣赏，介绍石声汉教授非凡的才能和杰出的农学史成就。李约瑟逝世后，石声汉教授书赠的条幅、立轴都作为特藏保存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李约瑟对武汉大学的访问不只到过理学院，他对黄方刚教授的致谢可以看出，他在武大访问期间也曾与一些人文社科教授有过深入探讨，这些对成就其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有很大帮助。
国立武汉大学流亡乐山的八年，铸就了武大极为辉煌的一页。李约瑟对武大的访问、赞许和宣传，也让国外学术界加深了对武大的了解，大大提升了武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武大人应该铭记西迁乐山的艰难岁月和乐山精神，永远记住李约瑟这位老朋友。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199期 编辑：张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