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李达校长在工作 一鸣摄
武汉大学校园风景秀美，枝繁叶茂的樟树林，每天清晨琅琅读书声伴着清脆的鸟鸣从樟树林传出。李达雕像平和而坚定的目光注视着前方。他逝世三十多年后，一位学子在他的塑像前写下这样的诗句：
你温和的目光一直如阳光么
你慈祥的笑是不是像大地上的歌子
老校长 我就站在你不朽的像前
感知 七十五年前你的声音和微笑
站在你的面前 我想哭
让泪水浸洒你深深的足迹
看你的脚窝里 如何
生长出一株又一株优秀的乔木
你的目光一直如阳光呢
在我身后许多的懈怠
一点一点地隐退 尔后
阳光烂漫 云雀中天
李达出身湖南零陵一个佃农家庭。少年李达天资聪颖，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识字，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还经常阅读古典文学名著。中学时代的李达就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1913年，23岁的李达怀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理想留学日本，当看到自己的同胞饱受侮辱，特别是1918年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爱国示威活动失败，李达清醒地认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都是行不通的。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当时我们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
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在一年时间翻译出版了多部理论专著，并向国内投稿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时他还不到30岁。
1920年，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在上海，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邀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主编党的秘密刊物《共产党》， 尽管当时社会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经费短缺，一个小小房子就是编辑部，文稿随时有被查抄没收的危险，但他一个人担负起从写稿到发行全部工作。从东京到上海，李达完成了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追求。
“九· 一八”之后， 国民党特务诱使李达去南京教书，在遭到拒绝后他被特务打断右臂， 但他从医院出来，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时期，李达仍几乎把他所有的时间用来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成果，潜心研究理论工作。 他先后翻译和与人合译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现代社会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教程》《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 1926 年发表《现代社会学》，这是联系中国实际阐发唯物史观的第一部专著，凡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他撰写发表的《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专著，对当时处在革命低潮中的青年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在当时影响很大，毛泽东在延安收到这本书后认真阅读了好几遍，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万余字批注，称赞“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他以极大热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撰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通俗读本，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53年，已逾六旬的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武大迄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长达13年半的任职时间内，为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李达不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李达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刻认识到改造旧大学要靠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建设新大学也是一样。
他到武大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夜大学。夜大学员从教授到工人都积极参加学习，他亲自任夜大学校长，亲自给大家讲课。他讲的内容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一些老教师回忆：“当时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是因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得到了端正，我们懂得一点马列主义，都是李达同志教的。”
李达亲自组建了马列主义教研室并担任主任，亲自拟定教学计划，选拔任课教师，指导教师备课，并亲自教授哲学课，用理论武装广大教职员工。这时，李达年逾花甲不幸患上肺气肿、胃溃疡等多种疾病，为了办好马列主义夜大学，他亲自拟订教学计划，选拔任课教师，指导教师备课，并且亲自讲授哲学课。每次讲课前，他总是认真写好讲稿，印发给大家。
李达特别注重人才的发掘与培养，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他把提高师资培养工作作为学校中心工作之一。李达经常讲，一个大学、一个系办得好不好的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也就是有没有几个学术上的带头人。为了充实师资队伍，“集天下英才而教之” ，已过六旬的李达校长除亲自培养校内人才外，还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从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院校引进了一批知名教授和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
李达深入老师中间，经常到很多老师家登门拜访，做老师的思想工作，把大家凝聚起来了。即使在当时不正常的社会大气候下，李达仍然挺身而出，尊重人才、爱护学生、奖掖后学，多次抵制“右”和“左”的错误。1957年反右扩大化，很多有学问的教授被带上了帽子。李达对他们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有的尽快政治上给他们“摘帽子”，安排工作，发挥所长。如法学泰斗韩德培先生摘帽以后，李达竭力挽留他。在李达的努力下，学校的局面也很快好转了，全校师生都亲切地尊称他为“老校长”。他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爱戴。
李达校长全面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他决心把武汉大学办成名牌大学，认为学校的学科建设要从理论学科、基础学科抓起。1953年李达到武汉大学后，立刻开始筹划恢复创建武大哲学系，亲自制定哲学系办系方针，他认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特别是一个重点大学没有一个哲学系，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是荒天下之大唐。所以一定要重建哲学系，他亲自出面向当时的高教部陈述意见，决定重建一个哲学系。他认为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应该是一个学校的首席科学，他强调武大哲学系必须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系，必须理论联系实际。
在筹划创建武大哲学系的过程中，李达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才、识才和用才，强调德才兼备。雍涛1957年提前毕业，留校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经常写一些文章在新武大校报上发表，被李达校长看中调到哲学系。在全校的理论教研大会上李达向大家介绍，“这是雍涛，他写的文章不错，要好好地培养，好好地做理论工作。”知名教授雍涛的成长，跟李校长的关怀、爱护和培养是分不开的。刘纲纪1956年从北大毕业，李达要他到武汉大学做自己的研究生，亲自给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写了介绍信，又给著名美学家蔡仪同志写了介绍信，安排刘纲纪回北大进修美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对李达关爱青年终身难忘。他重建哲学系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人都没有，都合并到北大去了，他完全是在空地上按照他的理念延揽人才，选拔了一批他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有的亲自培养，有的送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去培养。他自己还带领一批人到庐山去备课。他亲自到北京，一家一家登门拜访，把原先在武大工作后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些老师请回来。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哲学系在全国声誉卓著，湖北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镇。只有一两年时间，武汉大学哲学系在全国享有比较高的声誉。
李达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真理，即使在中国那个盲目多于理性的火热年代里，李达仍无所畏惧地捍卫真理，不随波逐流屈从谬说。“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身体力行，万世师表”，胡乔木用短短十六个字概括李达同志卓有建树的一生。而这正是李达精神，是他一生学做真人、追求真知的最好写照。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00期 编辑：张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