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这首七律创作于1935年10月，字里行间流露出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年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937年1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如一盏灯塔，指引着中国革命胜利前进。
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洪流中，伍修权、凯丰、李锐、杨作材、杨献珍、朱九思等武大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光辉的足迹。那段艰苦的黄金岁月，在武大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长征到达陕北时的伍修权
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红军只剩3万多人，但剩下的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我校校友伍修权就是其中一员。长征后他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返回延安后，于1937年2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1938年2月，伍修权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工作了3年多时间。在那里，他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帮助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壮大组织，接手和转运了大量抗战物资，安全接送了周恩来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家，使办事处成为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
1941年7月7日，他再次回到延安，被任命为军委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长。期间，他和同志们提供了大量系统而连续的战况报告和情况反映，为中央和军委制定作战方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击、粉碎反共斗争，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方案。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凯丰（左四）在延安与中央领导合影
和伍修权一样，我校另一校友凯丰（原名何克全）也经历了长征的千锤百炼。抵达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后，凯丰长期战斗在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抗战时期，他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系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分析国内外形势，增强了人们对抗战的信心。他直接负责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延安，他还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受到学员欢迎。1937年初，他为抗大写下了深沉、激越、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为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之外，一二•九运动之后，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消极抗日逐渐感到失望，他们受到共产党的感召，开始千里迢迢年奔赴延安，形成一股强大的圣地洪流。
1937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李锐就是这滚滚洪流中的一份子，那年他22岁。早在武汉大学机械系就读时，他便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校期间，他参与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为武汉秘密学联负责人。武汉大学的学生运动是李锐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步，那时，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于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刚到心中的革命灯塔——延安，他即受重用，被留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任宣传科科长。1941年，李锐调入《解放日报》社，开始了他的编辑记者生涯。1943年，面对抗日战争的形势需要，他在《解放日报》开创了军事评论，论述山东战场形势的社论《山东的捷报》，毛泽东批之：“此文写得生动又有内容”。抗战胜利前夕，他还写出了《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形势》等一批较有预见性的军事文章。这些报道和评论，对于群众获知信息、坚定全民抗战信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0多年前，武大人千里赴延安；60多年后，我们在延安邂逅武大。如今，夜晚站在宝塔山上眺望延安城，灯火通明，一片繁荣景象。寻觅红色的记忆，跨进延安城北杨家岭沟口的石门，一座庄严肃穆、糅合中西风格的建筑依山而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中央大礼堂。细细端详，武汉大学老图书馆的影子若隐若现，而礼堂空无一柱，视野开阔，仿佛和宋卿体育馆又有关联。
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此礼堂的设计者就是武大校友杨作材。1936年毕业后，他去了延安，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中。1941年春的一天，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总务处处长的杨作材接受了任弼时、李富春同志的任务——建造一座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楼。
延安当时一座楼房都没有。他的三层小洋楼建筑方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在窄小的斗室里，仅凭丁字尺、木质三角板等简单的绘图工具，他很快完成了工程设计。他因地制宜，决定就从杨家岭四周的山上取材，用粗石砌大楼，创意十分新颖，并具有较好的防水功能。大楼建成后，中共中央曾多次在此举行重要会议，著名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延安文艺座谈会都在此召开。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也出自杨作材之手。1945年8月，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武大人不仅为沉睡千年的黄土高原带来了新的建筑样式，1920毕业的我校校友杨献珍，更是为延安马克思主义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
从珞珈山到宝塔山，八千里路云和月，杨献珍历经磨难，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历久弥坚，即使1931年在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被捕入狱，他也不忘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狱中，他先后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与战争》等经典著作，以及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的报告、《国际通信》所刊载的共产国际文件和国际共运信息。他使一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史称“狱中红色党校”。
1945年1月,他到延安工作,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立足党校讲坛，杨献珍负责宣传党的纲领，传播党的思想，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是武汉大学校友，我一生真正的求学经历是在武汉大学。”近期校长李晓红看望96岁高龄的朱九思时，他满怀深情地说。1936年，20岁的朱九思考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随后转入外语系。上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吸收进“武大青年救国团”，被选为“武大学生救国会”理事，1937年12月赴延安。
抵达延安后，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翌年6月，他结束在抗大的学习，留校工作，任政治主任教员。随后，他作为抗大第二分校工作人员，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做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史专家、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宋俭教授认为，“武汉大学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这里走出过多名中共一大的代表，这里也孕育过为中国革命献出年轻生命的学生烈士。武汉大学严谨求是的学风和关注现实、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传统，使武大的学生在探索国家民族出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征程中留下了光辉的足迹，那批从珞珈山奔向延安的武大人，代表的是武汉大学的传统和武汉大学的精神。”
（“寻找珞珈红色记忆”之七）
（编辑：田业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