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0日，人民解放军武汉军管会文化部潘梓年，与派驻武汉大学的军代表朱凡等6人，正式接管武汉大学。从此，武汉大学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寓所里，曾是武大地下党员的前校长齐民友教授，将那段往事向记者娓娓道来。
草长莺飞间，倏忽已过一甲子。
雨雾天，在行政楼远眺，眼前荡漾的珞珈风景，如同水墨画一般。那些尘封已久的旧事，依然历历在目。踏着历史的足迹，我们查阅历史档案，翻阅武汉大学校史，采访武大地下党员，寻找地下党组织革命者的身影，感受先辈们留下的灿烂与荣光。武大地下党组织在上级党组织指导下，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始终指引着进步师生前进的方向，为救亡图存不遗余力。生动光荣的爱国爱校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催人奋进。
时间追溯到1925年，武大校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昌大学支部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高校成立最早的中共党支部之一。
1937年2月，在武昌贡院街30号谢文耀家，8名进步学生集会，成立了一个自发的党组织——武汉临时支部。此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筹建过程中，党派陶铸、何伟、杨学诚等人到武汉大学着手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以武大的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骨干为主，发展了刘西尧、朱九思、肖松年、潘乃斌等一批党员之后，正式重建了中共武汉大学支部。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大的第一个党支部，首任支部书记是李汉俊之子、武大学生李声簧。
“从武汉临时支部到武大党支部的建立，不仅反映出武大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从自发的无组织状态过渡到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而且推动了越来越多的青年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步伐，自愿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和信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主张。”学校档案馆原馆长徐正榜教授说。
青年人的前仆后继，如一场春雨，使得革命焕发新的生机。
1938年4月，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民族危难之际，武大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校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1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的消息传到乐山后，武大师生群情激奋，自发组织起讨汪运动。武大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使之明讨汪暗讨蒋，狠狠打击投降派的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同年春，历史系教授吴其昌亲自出面邀请郭沫若到武大演讲，宣传抗日。演讲完毕，吴其昌、彭迪先教授等立即登台发表演讲，控诉日寇入侵，大大激发了师生的抗战热情。武大地下党组织还利用同乡会、系会、级会、班会、学术性的研究会等社团的有利形式，广泛开展革命工作，扩大党的影响。
女生党员陈庆纹就是其中一例。党组织派她参加外语系会活动后，她以“外语成绩好、办事公道、富有正义感”，赢得了系会会员的拥戴，被一致推选为该组织领导。地下党掌握了这些社团的领导权后，团结广大师生，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服务性的膳委会看起来微不足道，武大地下党组织却认真对待，把它作为联系群众和团结教育群众的纽带。精明强干的党员学生参加膳委会后，吃苦在先，埋头苦干，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担子上街采购最便宜的菜食，亲自动手帮厨，打扫卫生，受到群众的拥护。
自1940年“七·六”大逮捕到复员珞珈山前夕的这段时间，虽然党组织形式复杂多样，党员人数大为减少，但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始终在坚持战斗。他们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转变工作方法，树立良好作风，扎根基层，依靠群众，利用公开、合法的社团和建立秘密的社团，积极而审慎地开展工作。
“六·一惨案”师生大游行
迁回珞珈山后，武汉大学经历的“反美抗暴”、“五·二二请愿”和“六·一惨案”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促使不少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既锻炼了大批积极分子，又促进了武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解放前夕，武汉大学已经成为武汉地区党员最多、革命民主势力最强大的革命堡垒，被人们誉为武汉的“小解放区”。
1947年，抗战胜利后武大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武大学生运动进入了崭新阶段。“六·一惨案”后，武汉地下党学运小组决定根据当时的形势，从关心学生生活着手，发动一次助学运动。从1947年8月中旬起，武大助学运动开始发动，地下党组织依靠进步社团组成武大助学筹委会，并与武大教授会、武汉社会民主人士、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公社等取得联系，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同日，国民党政府在《武汉日报》发出消息，邀请社会人士和学生代表组织助学会，企图用官办方式扼杀武大的助学运动。武大助委会与之坚决斗争，提出武汉学生助学运动联合章程（草案），并联合华中大学、中华大学等高校，组织了武汉学生助学运动联合筹备处，决定联合开展大规模义卖募捐活动。9月13至15日，武大助学会组织800多人，开向武昌、汉口，借用武昌汉口的青年会，设立两个指挥所，组织助学活动。劝募队、宣传队、义卖队遍布武汉街头、码头、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
助学运动不仅使贫困学生在经济上得到帮助，更重要的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带来的巨大灾难，从而使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阴谋策划搬迁工厂、学校和大规模屠杀。在紧急关头，武大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联防应变的决定，指示武大党总支组织联防应变、保护校产、包围文化区和保卫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深入广泛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迎接武汉解放。
“当时的使命是保存学校，迎接解放。”齐民友回忆说。1949年3月他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其他进步学生一道，积极行动起来，加强与周围同学的联系交往，争取都留在学校，保护学校。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校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学生自治会保卫队还每晚安排人在老图书馆顶楼值班，一旦有动静，就敲钟示警。“我们都做好了充分准备。”那时的值班经历，齐民友至今记忆犹新。
为把武汉大学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地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安全互助团直接以护校名义公开登记校产，另一方面通过党员和进步职工，对一些精密仪器做详细调查，并派专人轮流暗中保护。安全互助团经过3个多月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破坏和迫害阴谋，取得了护校护产的重大胜利。
神圣的一刻定格在1949年5月17日，这一天武昌解放，人民解放军一五三师的指战员首先来到武汉大学。
峥嵘岁月，风雨历程。武大地下党组织用热血和汗水，甚至生命铸就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品格，成为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对中共武汉大学组织史颇有研究的娄延常教授认为，“90年来，武大党组织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也为武汉大学校史谱写了鲜艳夺目的红色篇章，并在推动和引领学校的改革发展，在革命与办学实践中积淀了学校优良的革命与爱国传统。”
（“寻找珞珈红色记忆”之八）
（编辑：杨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