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武汉大学战后复员武昌珞珈山，山上仿布达拉宫外形建造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依然无恙，山前山后上上下下的旧房虽然还在却已残破了。
秋天傍晚，大路上常有四个人碰面时就一边走一边高谈阔论，有点引人注目，但谁也不以为意，仿佛大学里就应当这样无拘无束，更何况是在田野之中，东湖之滨。
这四位老师模样不过35岁上下，谈得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作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嬉笑诙谐。偶然一个即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
原来这是新结识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属四系，彼此年龄相差不过一两岁，依长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四人都是“不名一家”。周研究外国文学，但他是世家子弟，又熟悉中国古典，唐由家学懂得书画文物，又因家庭关系早年读刘氏嘉业堂所藏古书。他还曾从名演员华传浩学昆曲，又会唱弹词，后来在上海进了不只一个大学的不止一个系，得到史学大家吕思勉指引后才专重中国史学，译出《富兰克林自传》和赛珍珠的小说。他是为草创《孽海花》的金松岑代授课才开始教大学的。金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杂货摊”。程专精中国古典文学，但上大学时读外文，作新诗，所从业师是几位著名宿儒，自己又是名门之后，却兼好新学。程的夫人是以填词出名的诗人沈祖棻，也写过新诗和小说。她是中文系教授，不出来散步，但常参加四人闲谈。
十四年抗战胜利结束，复员后文化教育各方都想有所作为，谁也料想不到一年后烽烟再起，两年后全国情况大变。需要从头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那时大学都还照老一套办事，想重振学风，勇攀高峰，参加世界学术之林。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雄心勃勃，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新教师。他要把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都办成第一流。单说文科，便有刘永济任文学院长，吴宓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刘博平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新从美国回来的吴于廑任历史系主任，已在病中随后中年早逝的万卓恒任哲学系主任。万以后洪谦继任。全校各系都请了一些新的教授，真是不拘一格聘人才。
珞珈山下在一起散步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对于今俗都很注意，谈的并非全是雅事。唐长孺多年不读《红楼梦》而对《红楼梦》中大小人物事件如数家珍，不下于爱讲“红学”的吴宓。周煦良从上海带来两本英文小本子小说。他在战后地摊上买了专为士兵印的许多同一版式的小书，想知道战时美国军人的读书生活。他说，古典的不论，通俗的只有这两本可看。一是他后来译出的《珍妮的画像》，一是讲外星人来地球在爱中以“心波”不自知而杀人的荒诞故事。他还带来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说是当时上海最风行的小说，写了西南少数民族，有些“法宝”是大战前想不到的。金克木曾到租书铺租来《青城十九侠》、《长眉真人传》等等还珠楼主的小说。四人都对武侠流行而爱情落后议论纷纷，觉得好像是社会日新而人心有“返祖”之势。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其实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习惯。直到那时，在许多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这并不是稀罕事，不足为奇。大学本来就是“所学者大”，没有“小家子气”和“社会习气”的意思吧？当然这都是50年代以前的古话，时过境迁，也不必惋惜或者责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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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67期 编辑：田业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