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五月一日离武汉大学；八日接受教育部事。”这是《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的开篇第一句，日记时间为1933年5月24日。此前四年（1929年）的5月22日，38岁的王世杰发表就职武汉大学校长的演讲；此前一年（1932年）的5月26日，王世杰在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讲话。开始写日记时，王世杰已卸任武汉大学校长，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此后，他再也没有担任与武汉大学有关的职务，但他的一生，与武汉大学紧密相连，难舍难分。
湖山屡驻足
作为前校长和珞珈山校区建设的主事人之一，王世杰对武汉大学校园有着深厚感情。抗战期间，他曾多次回珞珈山，并在校园住宿，每次都多有感慨、印象深刻，仅在日记里就记了8次。
1937年12月1日，王世杰从长沙到武昌，“晚间宿珞珈山武汉大学。”在武汉期间，他在汉口办公住宿，但屡次渡江到珞珈山。
1938年1月8日，“午后偕段书怡参观武汉大学最近完成之理学院扩充部、工学部及体育馆。校中图书仪器已装迁宜昌，闻之黯然。晚仍宿珞珈山。”理学院扩充部为附楼，1935年6月开工，1936年6月竣工；工学部（工学院）于1934年11月开工，1936年1月竣工；体育馆（宋卿体育馆）于1935年10月开工，1936年7月竣工。这几处都是王世杰离任后建设竣工的宏伟建筑，可惜使用没两年，便因日军来犯而人去楼空。
2月1日，“午后渡江至珞珈山，并向抚五推荐吴之桥君为武汉大学教授。吴为一思想极锐作事极有定性之人，近年同去教部服务，始终以畏友待之。晚宿珞珈山。”抚五即继任校长王星拱，吴之桥生平已无从查考，以王世杰的眼力和荐人的经历，吴之桥当有过人之处。武大初创时期，王世杰即以独到的眼光和胆识，延揽了大批优秀教师。
3月24日，“偕李仲揆渡江，赴珞珈山，校园中桃花盛开，鲜艳无比。校中仅四年级生在上课，余则正往四川嘉定迁徙。但军事机关则正假校舍举办诸种短期训练，学生达一、二千人。”李仲揆即李四光，1928年担任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骑毛驴选定了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址任；后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代理校长。当年的桃花开得正艳，生气勃勃的学生却离开校园迁往四川，正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3月29日，“晚八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蒋介石、陈诚等军政要员住在珞珈山，经常在武汉大学校园内举行各种活动。
5月26日，“今日渡江，赴珞珈山渡宿。”
10月7日，农历中秋前夕，日军逼近武汉，珞珈山人去楼空，不仅学生全部撤离，军官训练团亦了无踪迹，偌大的校园，只剩下一名留守的后勤人员。王世杰专程渡江察看，于凄凉寂寞的景象中，仍对武汉大学寄予厚望，希望武大能逃脱战争浩劫，并成为民族复兴的基点。
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午后由汉口渡江，往珞珈山校舍察看一周。自南京失陷后使阅月来，政府即假珞珈山武汉大学校舍为训练军官或战地服务青年之所。近因敌军逼近武汉，自九月底起，各该项训练遂均结束，或移往他处办理。校内之水电供给亦已停止。至于大学本身则已于上春迁往嘉定。武汉大学教职员之驻校者现仅庶务余君一人。校境顿呈极端寂寞景象。忆十年以前，余首次至此地，开建此校之时，珞珈湖山原为荒凉冷僻之境。不意今日又复旧态。所不同者近尚有伟丽之建筑，以慰湖山之寂寞耳。自战事发生以迄于兹，武汉大学尚未被敌机轰炸，以视他校已为幸。所望此校即在未来亦能逃脱战事浩劫，终获成为民族复兴一个基点。余今日独自观临其地，感慨危悚之余，而热望仍未稍减。今日为旧历中秋之前夕，湖光月色，益形妍美，愈令人留恋不忍去。归汉口寓时已夜深。”
10月12日，日军占领武汉前13天，王世杰将离开汉口前往重庆，但他心中惦记着长江对岸的珞珈山，空袭警报都不能阻止。“今日余已购定明晨由汉口飞渝机票。下午四时渡江，拟往珞珈山度宿。行至江中，遇空袭警报，遂又折回。五时后仍复渡江，抵珞珈山武汉大学已六时余，晚宿珞珈山前山招待所。侄德芳及留驻学校之庶务余君同在招待所中度宿。晚间偕往湖畔山坡，观月出，悲寂之至。当余渡江时，忽闻日军开始进攻华南之讯。”这是王世杰日记中最后一次到达珞珈山的记载，珞珈山在老校长心中的最后剪影是月光下的湖畔山坡和无限悲寂。
学府时牵挂
虽然1939年以后再没有驻足珞珈山的记载，但老校长依然时时惦记着他一手创办的武汉大学，关心学校的安危与发展，为学校的不足而痛惜，在关键时刻为学校利益而主动奔走，从来没把自己当外人。
他关心学校的发展大计。西迁四川乐山之后，少数教员因为赌博和酗酒而被人告发；1939年3月2日，王世杰“力请王抚五（王星拱）校长以整率学校风纪自任，勿绍苟且”。乐山时期，学校部分重要人物之间不睦，以致几位核心领导提出辞呈；1939年5月15日，王世杰“致一电于王抚五校长，促其信任各院长及教务长（鲠生），谋校务之改进”。1946年4月14日，王世杰会晤周鲠生校长，“与谈武大复兴事。”
他关注武大师生的安危。1939年8月21日，日军轰炸乐山，殃及武大；王世杰无比沉痛愤怒地写道：“嘉定（即乐山）武汉大学被炸，教职员住宅被毁者二十余家，其家属有伤亡者，但教职员幸无伤亡。学生死者其人，伤者未详。该地毫无军事设备，亦无任何防空设备，敌人于轰炸前一日，适为重庆政府推迁嘉定之谣，随即以敌机多架滥炸，诚为卑怯残暴之极。”1947年6月1日，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武汉警备司令部派兵搜捕武汉大学学生、教员，并枪杀三名学生。当日，王世杰责问行政院长张群，得知另有机关主持此事；6月3日，王世杰“一再严催朱骝先（朱家骅，时任教育部长）及张岳军（张群，时任行政院长），准释未放学生及教员，并惩凶”；6月7日，王世杰致函陈诚（陈辞修），“力主注意师生之要求，并即撤换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并予查办”；6月8日，“陈辞修接受予之意见，蒋先生亦同意即办。”为了武大师生，王世杰全力周旋，直至惊动最高领导人，一周左右实现了放人、惩凶的诉求。
他对武大未来充满期待。1942年12月21日，王世杰参加武汉大学在渝毕业同学会午餐，他深情地对到会的百余位校友说：“十年前予计划武汉大学时，预定本校规模可为武汉工商业发达后之伟大需要；假定学生可达一万人；学院之数为八个，即文、理、法、工之外更设农、商、医及艺术学院。予并谓甚望此一理想能观其成。”武大当时尚在乐山，4年后即成为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他与校友一道，拟在台湾延续武大教育传统。1964年3月20日，王世杰宴请部分武大在台校友，商讨在台湾复校，或创办私立珞珈工商专科学校。老校长捐款5万元，随后又追加5000元；他对此事非常上心，在1964年12月1日、1965年3月20日、1965年5月23日、1966年10月30日、1972年10月31日、197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均专门记载此事的进展。虽然武大最终没有在台湾复校，珞珈工商专科学校亦未成立，但老校长和诸校友一直不懈努力，热心推动此事。
赤心系校友
武大校友对老校长非常尊敬，王世杰亦乐于与校友联系。从武汉到重庆，从乐山到台湾，王世杰一直心系武大校友，时常应邀参加各种校友活动，为校友的成就而兴奋、为校友的困难而奔走，并与校友一同筹划武大在台湾的继续发展。武大诸多校友把王世杰奉为精神领袖，他们每年与老校长在校庆日聚会，多次为老校长庆贺生日，邀请老校长参加各种庆典和纪念活动。
在日记中，王世杰记载了数次参加校友会和校庆会活动的情况。1942年5月10日，他参加武汉大学校友会，“勉以避免一般校友会之两大通病：一为散漫，一为狭隘。”1959年9月20日，他在美国纽约与校友相聚，纽约武大校友会当天成立。1970年3月29日，武大校友会举行晚会，演出三出戏剧：黄鹤楼、玉堂春、麻姑献寿。1962、1966、1968、1970、1971、1972、1974年10月底，王世杰参加武大校庆会，多次发表学说。
1945年11月12日，王世杰为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生钟期荣证婚；1962年7月16日，武大毕业生邓先仁请王世杰为其子证婚，老校长不禁感叹：“抗战时在重庆，余多为学生证婚；来台北后多为学生之儿女证婚。令人感慨。”
除了为校友及其子女证婚，王世杰还多与校友交往。1941年8月8日，武大校友王道（字胜新）从山西前线回到重庆，陈述整军工作之重要，老校长写在日记里；1972年12月24日，王世杰翻阅日记，对王道的观点印象格外深刻。1959年9月7日，王世杰抵达美国纽约，有若干武大校友到机场迎接；9月20日和11月20日，他先后与30余名校友会面。1962年11月7日，他约见《新生报》总编辑侯斌彦校友；1963年5月4日，他与国民党台北县党部主任委员汤绚章校友会谈；1963年10月7日，他会见从美国归来的火箭制造专家黄孝宗校友；等等。看到校友取得的突出成就，王世杰非常高兴：1963年2月12日到高雄女子师范学校参观，他提到该校创办人罗首庶校友；1963年8月3日到石门水库游览，他对总工程师顾文魁校友大加赞赏；1976年7月22日，因外出未及会晤史学家严耕望校友，此外他还表达了对严氏的成就深感自豪。
对于校友的不幸遭遇，王世杰格外关注。1970年5月20日，周鲠生之长子周元松在台湾病逝，王世杰除了痛悼之外，特别忆起周鲠生：“其父为武大校长，不能自由离校，而当时负武汉军事责任之白崇禧，于武汉撤退前又不予其父以离校之协助，余每忆及此事，辄对白氏愤恨。”1973年3月15日，“闻悉周鲠生于一九七一年四月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其生活显然甚凄惨。鲠生原已决定于政府撤离武汉时离开武大及武汉，并已嘱其长公子离武汉来台。但白崇禧（当时武汉最高官长）撤离时未通知鲠生，彼遂陷于武大。此事为白健生（即白崇禧）最不负责任至大过失。余甚以为憾。”王世杰对武大同仁的关切，历数十年而不稍减。
对于有困难的校友，王世杰尽量予以扶助。1978年4月8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苏雪林女士，其著作垂五十年，无间断。其门人以专集刊出示评介之文为八秩诞辰纪念。余今日批阅，觉其本阅览广博，议论亦咸守正通达，值得吾人敬重其成就。”次日，他又写下一句：“重读苏雪林《中国文学史》，余觉其见解甚好。”寥寥数语，对苏雪林教授的成就充分肯定，却只字未提他对苏教授的帮助。苏雪林原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是“珞珈三女杰”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她在法国从事研究遇到经费困难，向时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求助，王世杰通过蒋介石以“总统府”特别津贴名义拨汇600美元；当苏雪林准备从法国回台湾时，因缺乏路费再次向王世杰求援，王通过张道藩和罗家伦，以“中国文艺协会”的名义给苏寄去一张船票；当苏雪林乘船到香港又缺费用时，王世杰写信给香港时报社社长许孝炎，请他以预支稿费的办法，为苏买了从香港到台湾的船票；苏雪林到台湾后，王世杰通过与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刘真接洽，为其在该校中文系谋得一个教席；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通过“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资助苏雪林开展对屈原的研究。正是老校长的全力支持，苏雪林教授才得以不间断地开展学术研究，取得突出成就。
遗愿属珞珈
1933年4月，王世杰即将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在向武汉大学师生辞行时，他满怀深情地说：“兄弟离开本校时间的长短，此刻虽然不知，但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我们百余教职员与数百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继续尽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仁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仁义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祝武汉大学前途无量!”这是他对武汉大学的真情告白，也是他用半世纪行动来诠释的坚定诺言。武昌东湖畔的菁菁校园，成为他一生的牵挂。
到台湾后，他刻了一方图章曰“东湖长”，时常钤在所收藏的珍贵字画上。收藏名人字画是他的一大嗜好，他曾计划将自己的收藏捐给武汉大学，为武大设一个美术馆，并嘱其次女王秋华设计美术馆的建筑。他生前明确表示将珍藏的70余件名人字画捐赠武汉大学。这些字画分别出自南朝梁武帝，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朱熹，元代黄公望，明代唐伯虎、文征明、王守仁，清代刘墉等名家手笔，经王世杰先生夫人萧德华女士亲手缝制画轴外之锦囊，册页手卷之锦袱，目前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临终前，王世杰留下遗嘱，效仿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墓碑上只刻写“弗吉尼亚大学创办者”的先例，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刻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王世杰长期身居高位，心中最看重的，还是出长武汉大学的经历。
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在台北逝世，终年91岁。其墓地选在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当年10月，武汉大学校友在其墓前敬立《雪艇王公墓表》，由苏雪林女士撰文、高翰先生书写，墓表介绍了王世杰先生的生平，最后一段写着：
东湖之滨珞珈耸立碧瓦连云璇宫百尺
讲筵宏开弦诵怡怡百年树人劳悴不辞
菁莪千百蔚成国器靖献邦家各竭忠智
赤舌烧城吾道遂东济济多士杖屐是从
泰山难颓典型宛在心丧三年长怀遗爱
草山荛荛东海滔滔勒铭贞石大德永昭
2003年，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王世杰塑像在樱顶揭幕，高大的银杏树下，老校长安静地注视着前方，一边是整个校园的核心殿堂——老图书馆，一边是他所从事专业——法学院的旧址，他以永恒的姿态回到故乡湖北，回到梦萦魂牵的武大，回到念念不忘的东湖。
王世杰之女王秋华访问武汉大学，在王世杰塑像前留影
（编辑：严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