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校的新闻教育，人们通常都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前身——新闻系1983年成立作为起点。而实际上，如果要细说从头，全面总结我校新闻教育的经验教训，则应把时间前移7年，从1976年中文系新闻专业成立算起。因为，如果说新闻系的工作为新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此前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扑腾与摸索，则从另外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教育改革、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科建设的认识。所以，客观地说，我校的新闻教育，中文系办新闻专业时就开始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新闻专业在期望中诞生，又在摇篮中夭折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话是前人评说那些短命王朝时说的。可我每想到当年的新闻专业，就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因为拿它来描述新闻专业，还真有几分近似。
那是1976年6月，我刚从沙洋分校回到总校中文系，系教改小分队队长李希贤教授找到我，说：“我们从教改的角度出发，打算办一个新闻专业，你是系里唯一搞过新闻的老师，希望你来负这个责。”“文革”初期，我受李达校长“三家村”冤案的牵连，被打成“黑帮分子”，“先定性，后找材料”，被押送乡下劳动，之后又被送到沙洋分校去“搞斗批改”（还是劳动），被“挂”了整整10年。基于对工作的渴望，我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了。
按规矩，要办一个新专业，得先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待上面批复同意了，方能动手。那时，无政府主义把许多规章程序都已“砸烂”，这正好帮助我们提高了“效率”，说干就干，不仅“自主”成立了新闻专业，还把1975级工农兵学员三个班中的两个班（二班和三班，共49人）调过来，作为新闻专业的学员来进行教育，老师一口气也凑了10多个，可谓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为了独立地开展工作，系里要我们师生共同组成了一个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当然必须贯彻工农兵学员“上、管、政”（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原则，首先是成立党支部，由二班班长、海军学员朱万昌任支部书记，三班班长、陆军学员张茂盛为副书记，同为陆军学员的王玉恩任宣传委员，知青出身的农民学员叶荣华任组织委员，李希贤作为老师委员参加支委会，徐正榜则任教师党小组长。至于我这个业务上的负责人，则什么名义也没有。聪明的朱万昌不知是说给我还是其他人听，大声说：“樊老师，你是老兵，党龄比我们年龄都大，我们都听你的。”我当过兵，入党早的特殊经历和对工作尽责的态度使我与学员相处得十分融洽，全副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先是向学员讲授新闻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和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帮助学员建立初步的专业思想。接着讲授新闻采访和调查研究的相关知识，以利他们利用即将到来的暑假到各基层广播站去实习，初步接触新闻工作。
然而，这还只是“热身”活动，要进行正规的新闻教育，还必须借鉴先行者的经验，跟着他们的路子走。于是，秋季开学之后，副系主任张广呜带我和另外两名青年教师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取经，还到杭州观察他们学生的实习。回来之后，我就照葫芦画瓢，制订三年的全程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当时最伤脑筋的是没有教材。大学“复课闹革命”虽已几年，书店里都没有一本新闻学教材出售。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北大弄来一本《新闻理论讲话》，从复旦弄来一本《新闻写作》。《新闻理论讲话》是一本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署名为北京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和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3级工农兵学员编，内容先是断章取义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和他们的办报活动，接着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之后按照“无产阶级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的思想，阐述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办报原则。全书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和批林批孔，而不是构建新闻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新闻写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老师和1975级工农兵学员所编，里面虽也介绍了消息、通讯、小故事和广播稿等常用文体的写作，但都很简单，不到全书的八分之一，目的也不是告知写作规律，而是如何使媒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余大量的篇幅，则是推荐范文，如何开展革命大批判。用这样的教材，很难帮助学生建立新闻记者应有的知识结构。好在我以前在报社工作时，曾利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有组织地集体自学了《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这套上百万字的两卷本精装讲义，虽不是字字有用，却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就把它们揉合在一起，对学员进行讲授，多少弥补了一点现行教材的不足。
当时，“左”的风气笼罩学坛，否认教学规律，否认“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操作），而用短视的、实用主义的“典型产品学科”、“任务带学科”来取代。对此我们不是毫不怀疑，但在当时高压的空气下，却不敢去多想，而是跟着潮流走。在“任务带学科”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无法对学员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也没有进行严格的操作训练，只作简单的知识介绍，就把他们带到工厂农村去“开门办学”，企图通过采写的“任务”，把“学科”的知识传授以及“学科建设”“带”起来。为此，我们曾于1976年11月和1977年5月采取了两次整体下乡下厂的大行动。头一次，我与一批学员到了湖南长岭炼油厂，进行调查报告和工作总结的采写。这是个有6000多工人的大厂，设备先进，效益很好，要求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搞了一个多月，同学们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只好由老师捉刀。第二次，我把三班全班再加上二班一个组三十三人整个带到了鄂西，分组深入到神农架原始森林、郧县绿松石（一种宝石）矿、竹山白玉垭高山林场和丹江口水电站等地进行采写。这些地方虽也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但好人好事不少，是出新闻的地方。我在深山密林、矿井工地之间，来回奔跑，进行指导。
1976年秋，新闻专业又招了一个班。学员虽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有初中，还有只读过小学的，但都品行端正，生活朴素，学习勤奋，爱好写作，有的文笔还相当漂亮，是新闻记者的好“胚子”。面对他们嗷嗷待哺的眼光，我越来越感到担子的沉重。检讨1975级两次“开门办学”，对“左”的教学思想的认识由朦胧转向清晰，意识到“任务带学科”“带”不动，必须从提高师资队伍入手，正面加强学科的建设，用学科建设去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于是，我向系里建议，派人到人大、复旦去进修（第一批派了两人），让没搞过新闻的老师到传媒挂职（分批去了），要求青年老师多听老教师的课，增强经验，加强集体备课，弥补个人的不足，还请了一批老记者编辑来兼课，以利学员及时了解专业前沿的动态与知识。
好事多磨。正当我们奋发进取，努力工作，以期取得更好的成绩时，1977年底、1978年初，新闻专业却被宣布下马了。
历史淡去了，脚印却永远清晰——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改革、发展，不能有路径依赖。“一个单位，越有光荣的历史，光辉的名声，其理念、作风和制度越易形成路径依赖，变革的难度也越大。”这是《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的论断。这篇文章讲的是军事变革，我这里移植过来，是试图解释新闻专业下马夭折的原因与教训。
新闻专业的宣布下马，事先没有与我们这些当事人打招呼，更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事后也没有人出来解释，找最初当面授命的李希贤，他也茫然。处于当时刚刚结束的是非颠倒的政治环境。领导说一不二，我没敢去问，更不敢去争“生存权”，只是十分痛惜。
现在冷静地回顾历史，设身处地地为当时的决策人想一想，似乎也不无道理：“文革”之前，武大中文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五老”、“八中”、一大批青年骨干，梯队完整，人才济济。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学派的谪传弟子在这里，全校五个一级教授，两个在这里。文学、音韵、文论、训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一系列的领域，在国内都处于领军地位。只要沿着固有的道路走，就会自然地到达光辉的顶点。“反右”、“文革”虽遭受重创，但余威犹在，鼎盛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和路径依赖仍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历史惯性与历史堕力，不知不觉地牵引着人们，作为行动的信条。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当儿，对新成立的新闻专业作出“下马”的决定，集中力量办好基础雄厚、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十分自然的事。
但事情也还有另外一面，如果当时看得远一点，改革决心大一点，能从国家对新闻人才和传播事业发展的需求来考虑，不是把条件还有所欠缺就办起来的新闻专业看成是“乱象”，在拨乱反正中将“脏水同小孩一起泼掉”，而是看成是只“丑小鸭”，像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描述，一位年轻的母亲对怀中的婴儿喁喁自语：“你多丑，多丑，但我多爱你！”如果加以爱护与培育，情况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从写作专业技能的角度看，语文是新闻的母体，古今中外最初进入新闻领域的人，没有一个是先学好新闻才去搞新闻，而是凭藉深厚的文、史、哲功力去开拓新闻。语文的表现手法，除了想象与虚构之外，新闻都可以借鉴，所以，语文是新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之源。语文一塌糊涂的人，新闻是搞不好的。因此，国内许多新成立的新闻专业，多是由中文专业孵化的。
我校当年成立新闻专业，本是顺应潮流的改革之举，却又浅尝辄止，退了回去，真是可惜。否则，我们在新闻教育上就多赢得了五年宝贵时间，前面的探索必会成为后面的镜子，工作会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一支十多人的教师队伍不致走散，后来成立新闻系时又从零开始到处寻人重组班子。这支队伍尽管当时不成熟，但都潜质不错，留校的四人，三人成了教授（两人当了系主任，一人为研究所所长），一人成了学校中层领导骨干。离校的各自东西，只知道一位叫罗高林的成了《长江日报》的高级编辑，他花了五年时间在小儿的写字凳上写就的长诗《邓小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为之作序，称“这部长诗结构宏大，语言鲜明，基调高昂，注意运用形象思维……在思想表达和艺术创造上都是成功的”。至于学员，因为不是作为新闻专业毕业，而我又到了新闻系，很少互通音讯。
去年11月，我到河南出差，意外地碰上当年的陆军学员李新全，他从外地出差回来，听说我在郑州，从机场直奔宾馆来看我，还提了一大堆东西。他的热情使我感到负疚，“当年没教你们什么管用的知识。”他说，“不，正是因为听了您和其他老师的课，使我知道了什么是新闻，怎样去抓新闻。我转业以后，在省委宣传部当上了新闻处长和网络处长，之后又当上了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如今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虽然不敢说工作做好了，但至少没人说我不行。今天我是特意来感谢老师的。”他又说，当年的宣传委员王玉恩，回到十七军，部队原本没有新闻干事这个岗位，却特意为他设了新闻干事，他在这个岗位工作得非常出色，得了不少表扬。后来转业到南阳市信访局当党委书记，由于搞新闻重视事实的天性，他的信访工作也搞得很好。他还告诉我，当年的二班长、支部书记、海军学员朱石昌回到北海舰队，当上了某舰正师级政委，三班长、陆军学员、支部副书记张茂盛转业后也在郑州，现在是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的党委书记。
他的介绍让我高兴，也加深了我的婉惜：新闻专业从老师到学员，可塑性都是很大的，要是当年在发展、改革的历史关头没有路径依赖而轻率下马，一口气办下来该多好。
“学术不可趋时或挟势力以行”，这句话是我的老师、章黄学派传人黄绰教授对我的教导。他在仙逝前一年，惠赠了我一幅墨宝，从头到尾都是教导我如何做人和做学问。这是墨宝的最后一句，同样蕴含着两方面的叮嘱。据参与编辑《武汉大学学人墨迹选》的陈世饶教授说，在他见过的几百幅存稿中，这是思想文化含量最高的墨宝之一。可惜我秉性愚顽，当时领会并不深。多年后仔细回味，才知道老师教导的深刻，他对我的一番点拨，明显是针对现实，为时而发。要不是“四人帮”“挟势力以行”，强行推行违反教学和科学规律的教育路线，要不是我自己懵懂“趋时”，随风摆柳，盲目相信“任务带学科”的神效，在制订三年全程教学规划时，《新闻业务》课只占44天（占5%），而《开门办学》却占444天（占55%），使学员无法得系统的理论薰陶和严格的技法训练，在专业活动上无法进入自为状态，除了悟性高的，大多数成了“半吊子”，无形中增加了决策者的“下马”决心。
历史是一位好教员。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摸索，丰富了我们对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的认识。当我重新受命主持新闻系的教政时，痛定思痛，不仅强调打好基础，强调严格的技能训练，还冲破兄弟院校“就新闻论新闻”的框框，主张多学科融合交叉，跨专业、跨学科、跨文化丰富发展新闻学。有人不同意，告到了北京，教育部有关领导半年内四次找我谈话，谈的是同一话题：“你办的是不是新闻系？”我耐心解释，并继续坚持。最后得到了新闻单位和兄弟院校的赞许，教育部也不再存疑，并当面对我说把我们当作“老三”来培养（老大老二分别指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学校提出“三创”教育以后，我们重基础、重学养、重实践的思路也更加明确了。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学生，他们用汗水和创造性劳动阐释和发展丰富着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最近，我由南到北走访了上百位毕业生，得知他们所到之外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都为母校增添了荣誉。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已毫无缺陷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这要另选场合来讨论了。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311期、1313期 编辑：田业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