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尔晨
还记得那是一个冬日，传来了武大古籍所教师团队荣获教育部授予“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光荣称号的决定，这当然是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但人们注意到，这个团队的成员并没有那么激动得欢呼雀跃，更没有到处显摆，他们除了微微的会心一笑外，仍然埋头做着他们该做的事，仍然是那么沉静地专注于他们手上的工作。奇怪吗？不，这是这个团队几十年来一贯的个性：迎难而上，潜心做事，荣辱不惊。
这个团队从最初的组建，到几项重大项目的完成，经过了几代人的接力，他们的足迹一直走过了近四十年。
我们不妨探究一下它的源头。1983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它的主要成员是原中文系刚完成了《汉语大字典》武大编写组任务的部分教师，包括其中的大部分编委。经历了约十年时间与汉字打交道的教师们，油然萌发起探究汉字训诂历史渊源的兴趣，他们没有忘记在中文系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章黄学派先师、著名的传统语言学家黄侃先生当年提出校补《经籍籑诂》以及编撰《经籍籑音》的构想，这使他们深切地认识到系统梳理汉字字义和字音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亟需认真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果敢起步
清代阮元主编的《经籍籑诂》是近二百年间文史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因为这类”网罗故训”的工具书，其功能是通常习见的字典辞典所不能替代的。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一资料不完备，它只收录了先秦至隋唐汉字字义的训释资料，唐代以后的资料则是空白；二是错漏不少，由于书成众手，成书匆促，又疏于校对，资料的引述时错讹和疏漏；三是体例不便，全书依《佩文韵府》分平上去入共106韵归字编排，不注音读，一字多音者则分见多韵，给今天的大部分读者造成查检的困难。而今天古籍所的教师们准备进行的则是一个更宏大的构想：对汉字的训释历史演变从先秦延伸至晚清，编写一部内容宏富、资料翔实、体例合理、检索方便，能清晰地展现我国两千多年来汉字字义发展演变脉络的大型工具书，取名《故训汇纂》。
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当年阮元主持编撰三百多万字的《经籍籑诂》时，署名的作者就有四十余人，（资料搜集、管理人员则难以数计）。而今天武大古籍所先后参加编撰的作者只有十二人，资料管理人员仅有二人。其肩负的业务担子之重难以想象。
我们再来说说此项工程的三位主持人宗福邦、陈世铙、肖海波。宗福邦1959年在武大中文系毕业留校后，担任过语言学概论的教学工作，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也发表过音韵学方面的文章，但系统的音韵、训诂学知识也只能在十年浩劫中靠劳动之余挑灯恶补。陈世铙1960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来武大中文系任教，他天资聪慧，饱读诗书，但遇上当时的动荡时局，才华尚难以发挥。肖海波倒是科班出身，他是著名语言学家刘博平老先生的研究生，颇得师传，但毕业后却遇到“厚今薄古”的年代，即使浑身解数也无法释放。就是这么三个当年快要进入“知天命”之年、在学术界并不知名、仍被称作“年轻人”的教师，他们志同道合，渴望在改革开放的火热年代释放自己的潜能，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想为社会的进步、为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扎扎实实地做点实事”。正因此，他们三位与古籍所的张世俊、田景奎、任巧珍、李菊英、骆瑞鹤、罗积勇、李步嘉，以及后期加入的李秀巍和刚硕士毕业留校的于亭，共九位老师先后组成了编撰团队。尽管当时另有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看中他们的业务水平，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动员他们加盟；也有以更高的行政职位作为诱惑，候其上任，但他们都不为所动，坚持立志于《故训汇纂》的营造。
为了争取科研立项，当时也有一些好心人为这几位在学界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担心，提醒他们是否请一位在学术界有名气的学者来挂名主编，以增强有关部门对他们完成这一项目的信心。但他们都宛然拒绝了这样的好意，因为他们作为项目的主持人，本来就不打算只是挂个虚名，而是要和整个团队一起“摸爬滚打”，共同打造出一部高质量的著作。他们坚定的态度，自然也给参与编撰的同事们更大的信心，团队的凝聚力也由此生成。
适逢其时，教育部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会可谓“慧眼识珠”，在充分了解他们这个项目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后，决定给予正式立项，并给予当时算是数额颇大的三万元的经费支持。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团队的已不年轻的“年轻人”就趁此机遇果敢地迈开第一步。
迎难而上
当你从武大樱花大道向东走去，有一座矩形的两层楼房，下面一层实为地下室，上面一层是曾经作为化学系的实验室，早被废弃。80年代中，武大新的基建尚少，学校就把它作为刚成立不久的古籍所的工作地点。这层楼房，门窗破旧，墙壁斑驳，桌椅简陋，但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古籍所的教师们不顾条件就决定在此“安营扎寨”。只不过残留的化学药物气味，不时会在室内飘拂，让他们有些难以忍受，只好敞开门窗干活。
他们绘制的蓝图是宏大的。出版于二百年前的《经籍籑诂》，自然是他们的重要借鉴，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些时段上的延伸和内容上的修补，而首先是在编纂理念上力求有所创新，克服《经籍籑诂》那种重源轻流，重儒家经典的雅言、轻民间活的口语；重单字义、轻复音词语义的思想局限。也就是要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烛照下，打破传统的理念和方法，另外创立一套适合于当代文化构建的理念和方法。这也就意味着不仅在编纂的体例上要另起炉灶，而且要把主要精力贯注于第一手资料的直接掌握。
无疑，这是团队为自己垒起的一道难关，能否跨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跨越？当时他们每个人也许都心中无数，但都确认，必须如此！严谨的学术作风要求必须如此！
为了保证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编写组自然不会不加辨析地袭用《经籍籑诂》已有的材料，它们把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进行编纂的第一要素。当然，这个任务是极其繁重、又极其细致的。他们收集了自先秦至晚清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经典以及佛典和近人训诂笔记等280余种书籍，从中提取了它们极其丰富的语料，《经籍籑诂》所忽视的唐代以前大量多音词语的训释，也被他们认真收集。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电脑尚未广泛使用，他们就只能用传统的“笨”办法：靠手写笔录或剪辑。整个团队全线投入，分工合作，认认真真地前后花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共制作了70余万张资料卡片。当年为了整理这70余万张卡片，编写组成员在长长的桌子上一次次把卡片摆开阵势，准确无误地进行分类、归纳。大热天，汗流浃背，为了卡片不被风吹乱，他们连电扇也不敢开，就此熬过半年多的日日夜夜。今天我们从当年拍摄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在门上标有“资料袋室”的房间，近两万多个标明字目的卡片袋，依照部首顺序、笔画顺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十多个书架上，20多平米的房间全被挤满，这是从浩瀚的古籍文献海洋中仔细择取的第一手资源，是他们进行编纂工作的最重要“粮饷”。六年时间埋头苦干，我们不能不为这个团队坚定不移的务实精神所感动。
体例的设置关系到整部著作的谋篇，犹如基建的标准蓝图。《经籍籑诂》的编排是按《佩文韵府》的106韵（平水韵）归字编次，而今天的北京话音系只有30多个韵母，因此难以“依韵归字”。现在一般人对平水韵也不熟悉，所以旧的体例已不适应于当下的需求。《故训汇纂》编写团队在经过反复研究，一致决定采用《康熙字典》的214个部首作为《故训汇纂》的基本框架，再依各个单字的现代读音，编写一个“单字拼音索引”和“难检字笔画索引”。这些虽然不属于什么创新，只是为了更有利于今人检索使用。以这种布局开展内容的编纂，自然使《故训汇纂》较之传统字书显得面目一新。
真正开始初编工作，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今天我们翻开《故训汇纂》，就可以感受到当年编写者们的宽宏目光和良苦用心。全书共收录了一万六千多个字头，在每一个汉字下面，都有无数个注项，从几十个到一百余个，如“折”字就有130个注项，“大”字的注项更惊人，共有1107个注项。全书的注项共有近40万个。而且每个字头注项的编排有其内在逻辑，是依本义在前，引申义在后；古义在前，后起义在后；实词义在前，虚词义在后，最后还列出通假义、异文和异体这种编排，有利于显示该汉字自产生至清末以来其字义发展变化的脉络，有助于读者从总体和发展上掌握字义的变化，让读者“寻检一字而历代训释一览无遗，查阅一训而诸书用例历历在目”。难怪有人慨叹：就它一个字头所提供的材料，足以帮助我们写出一篇言之有物长长的学术论文！
一次“险情”
1986年，这部著作被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作为重点项目立项后，在我国出版界享有盛誉的权威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很快就与武大古籍所签约，承担《故训汇纂》的出版。有了这个重要“靠山”的支持，更使编写组信心百倍。
然而，当编写组前后花了十一、二年时间编写出近二千万字的初编稿时，商务印书馆却传来消息，要求将原合同为800万字的决定压缩为400万字，否则无法出版。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压力下，他们不能不考虑到出版的成本。
消息传到了编写团队，犹如发生一场深度地震：压缩成四百万字，就得大刀阔斧去掉其中无数极为珍贵难得的语料，这部书较之只有16万条资料、260多万字的《经籍籑诂》还能增加多少新的价值呢？他们耗费了十多年的光阴，岂不要付诸东流？他们怎能甘心就此束手待毙？
那些日子，团队成员们的内心是如何熬过的，现在似乎难以细说了。只知道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宗福邦晚上都难以入睡，作为领头人，他的压力太大了。当时只看到他和陈世铙、肖海波经常在办公室细言细语地商量，有时甚至聚到宗福邦家的客厅对着孤灯枯坐，思量着对策。经过反复商讨，三个人一致咬定，不能让这一项工程半途而废，即使商务印书馆不出版，也要把《故训汇纂》编撰成功。主心骨不动摇，团队依然坚如磐石！
最终，他们还是决定申辩。由宗福邦代表编撰团队赴京，向商务印书馆申明他们的态度。
当见到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林尔蔚先生时，宗福邦一改平时说话慢吞吞的惯习，一口气地把他们编撰《故训汇纂》的设想、它的学术价值、他们团队十多年为之奋斗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详细地向林总编陈述，终于打动了这位精通业务、敢于担当的总编，经过馆领导层的认真考虑，明确向宗福邦表示，尊重编者的意见，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险情”终于渡过。为了将初编稿的近二千万字压缩，又要保持著作的完整与质量，团队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又花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对初编稿进行压缩、修改、定稿，最后的终编稿为一千三百万字。
2003年7月，《故训汇纂》正式出版。第一次印刷八千册，瞬间售空，反映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急切需求，于是很快又进行多次印刷。《故训汇纂》让商务印书馆真正做到了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双丰收。
感知冷暖
《故训汇纂》出版后，学术界和社会的广大读者给予编写团队的赞许、鼓励，是多方面的。它荣获了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第五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更令他们感动的是，被誉为学术界高层次奖励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在第五届开始评奖时，在《故训汇纂》编撰团队没有主动申报的情况下，评委会的专家们主动一致决定授予《故训汇纂》一等奖，充分体现出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编纂成功的高度赞誉。《故训汇纂》出版当年，全国多家重要报刊纷纷发文介绍，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在“新闻会客厅”这一栏目以“编故训的人”为题，邀请宗福邦和时任武大党委书记顾海良做了一期节目，介绍《故训汇纂》的编纂及其价值，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至于海内外学界朋友及读者的来信、来电所给予的赞许、激励，更是难以数计。学术界把《故训汇纂》与《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一起称为中国现代五大辞书。这一切，无疑让团队的教师们感到莫大的温暖，为自己能为社会作出一点奉献而自豪。
然而，与此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绕不开的问题又不能不绕在他们心头。
自古籍所成立至《故训汇纂》的出版，前后经历了18个年头。在这段日子里，团队的老师们除了埋头苦干，还是埋头苦干。但毕竟，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孤岛”，周围的生活巨流总会撞击到他们身上，比如职称的晋升，又比如经济的收入，等等。18年中，其他教研室他们的同代人甚至是较之他们晚参加工作的教师，有许多都晋升了一级或两级，或当上了教授，甚至当上了博士生导师。而他们在这方面却经常无奈地“滞后”，甚至因集体项目完成的周期长、工作成果未正式出版，不被评审组承认而多次错过晋升的机会。对一个以教师为职业的人来说，面对这种境遇，焦虑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经济收入，更是“乏‘数’可陈”。当时各个院系的教师除基本工资加课时费外，都有“集体创收”可观的额外收入。而古籍所的教师们，在集体项目繁重的任务下，又怎能出外“创收”呢。这样，他们就只能拿着基本干工资养家糊口，对他们来说，“坐冷板凳”不仅要甘于寂寞，还要承受清贫。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可以领取稿费呀，但当年给他们的稿费，也真是“乏‘数’可陈”。记得在“新闻会客厅”的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曾问宗福邦：“你们编了18年的书，得到不少稿酬吧，50多万、40多万、30多万？”宗福邦也不知哪来的幽默感，说：“我们要是得到这个数的零头就不错了，我作为主编，18年我得到的报酬每年平均也只有三千多元。”白岩松听后，一脸惊讶。
其实，武汉大学历届领导，对教师的甘苦也早有深切理解，特别是看到这个特殊的团队如此忘我地艰难前行，他们感到不能只在口头上给予鼓励和安慰，而是确属需要给予必要的实际支撑，于是果断地作出决策：在职称评定方面，古籍所实行晋升指标单列；在业绩认定上，承认编撰人员所编字稿经终审后可作为科研成果。至于经济收入方面，学校也决定对哲学、历史、其中包括古籍整理等特殊学科，给予财力“扶贫”，让这几个单位的教师经济收入不至于低于其他业外“创收”的老师收入的平均数。这真是旱地遇甘霖，大大缓解了常年坐“冷板凳”的学者们的焦虑，让他们在“冷板凳”上感受到浓浓的暖意。
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确实需要一支高质量的团队耕耘；而这样团队的成长与前行，也确实需要良好的环境与土壤。我们不能不承认，是武汉大学历届领导者们明智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使珞珈山这个环境、这片土壤，不断培育出高质量的学术团队、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高质量的学术人才。
再创新篇
一个学术团队的可贵，就在于不随便满足于一时的成就，不躺在已有荣誉面前而踟蹰不前。武大古籍所的老师们在《故训汇纂》定稿阶段，就开始酝酿着下一个巨大工程的创造，这就是《古音汇纂》的编纂。
当年黄侃先生在提出校补《经籍籑诂》构想的同时，也曾有过编纂《经籍籑音》的意念，也就是希望梳理汉字两千多年来字义演变的同时，亦希望对汉字音读的演变过程有个详细的梳理和判识。这种对汉字字义、字音演进历史的系统、完整的整理和研究，对促进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自然具有莫大的意义。这也是促成古籍所的老师们下决心在这一“冷门绝学”中继续开拓进取的原动力。
时光进入2000年，古籍所几位年长的老师或因年龄、或因健康原因，先后离开了古籍所。承担《古音汇纂》编纂任务的除宗福邦、陈世铙外，几位年轻的老师于亭、熊桂芬、邓福禄成了编写团队的中坚力量，后来又陆续加入了骆瑞鹤和更年轻的李广宽。当年曾任《故训汇纂》资料员的汪波，多年来专业水平迅速提升，也成了这次编撰队伍不可或缺的一员。于是，八员大将又开始了一段新的长征！
如果说《故训汇纂》的编撰还有前人的《经籍籑诂》作参照，那么，编纂《古音汇纂》完全是“白手起家”，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类把古今字音汇集于一书的著作可资借鉴。八十年代初期，前辈学者姜亮夫先生、殷焕先先生都提出过编撰《古音汇纂》的方案，并且得到了教育部古委会的立项和资助。可惜因为当时各种客观条件还未具备，未能成编。也许只有勇敢者、坚韧者才会面对这样的“冷门绝学”敢于群策群力地去创建一个新平台。
据有关资料显示：清代学者推崇汉学，除了搜集古籍中汉字之训释材料，也重视其音读材料的收集。在阮元《经籍籑诂》成书之前，就有洪亮吉所撰的《汉魏音》四卷，辑录汉魏诸儒传注中之譬况说音之文，是首部博采汉魏经师音注之作；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又有吴承仕先生为“求音韵变迁之迹”，“博采汉魏六朝众家音注百有余家，撰成《经籍旧音》二十五卷”。遗憾的是昔遭战乱，作者早逝，未及成书，其稿散佚。无疑，无论是《汉魏音》还是《经籍旧音》，都具有“开创之功”，它们留下了汉魏六朝经师的音读，是汉语语音史源头性的资料，弥足珍贵。但它只能是一个特定时段音读的反映，不足以“总声音之流变”。而今天武大古籍所教师们所追求的，就是要“提供一部上启秦汉，下迄晚清，源流并重，音义互见的汉语语音资料总汇，以填补汉语语音领域的空白”。这样的构想，不能不说是“白手起家”的开拓性创造。
正因为是白手起家，构设编纂蓝图自然是一件极为审慎、又需要具有深远识见的工作。宗福邦、陈世铙、于亭几位项目主持人与团队成员们经过考察和剖析前贤之成果，确定本书的性质、宗旨，以及制定全书体例，确定收录范围和引用书目，制定工作程式和质量保证制度，又广泛听取了同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才最终拟出《古音汇纂》的编写方案和编写细则。
当我们翻阅目前已正式出版的《古音汇纂》，就会清晰地看到，它收录古今常用字和较常用字有一万余个，每个字目下的音注资料排列十分有序，是据其所属时代，分上古（先秦至南北朝之宋齐）、中古（南北朝之梁陈至南宋末）、近代（元明清）三个时期加以排列。每一时段音切资料又是按所出之早晚分注项排列，在同一注项内，又依资料所出之先后排列，它非常清晰地梳理汉字音读的历史线索和时代层次，有条不紊地反映汉语语音的发展脉络。而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编纂者们为了遵循汉字重视“形”“音”“义”的关系，在收录音读资料时，还注意完整准确地标出不同时代的音读所表达的意义和产生的具体语境，使读者不仅了解不同时代同一汉字音读的变化，而且明白“因音而得其义”。这样的编纂原则，使《古音汇纂》不单对研究语音史有价值，对研究词汇史和语法史也同样有重要价值。这绝对是一种考虑深远的崭新创造，确实反映出编纂者们不仅具有深厚、系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功底，也反映出他们希望既能服务于当代读者，又望能惠及千秋的宏伟心愿。
在关注《古音汇纂》编纂思想、设计蓝图的开创性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它的编纂手段的开创性：在项目设计之初，就大胆地准备采用计算机技术作为编纂《古音汇纂》的辅助手段，率先在国内开展大型辞书编纂的计算机数据库建设和利用计算机辅助编纂的探索。作出这个大胆的决定，自然得益于时代日新月异的变迁和上个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就武大古籍所来说，则更得力于当年还是讲师的于亭博士。这位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古代文献专业、又在武汉大学获得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人，不仅具有厚实的古文献专业知识，而且具有敏锐的头脑、活跃的思维，通过自学，对计算机技术有了熟练的掌握。作为《古音汇纂》三位主持人之一，在他的带领下，同事们群策群力，边摸索边实践，用了数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百种主要列目书的资料录入和检核工作，建立了包含100余万条数据记录的古代音切资源的计算机数据库，总字量达4000万字，同时开展了对利用计算机作辅助编纂的探索。
据于亭的介绍：从古书资料的录入、校改管理和排序，到形成数据结构、组织流程、分析排查、编排出稿，以及初稿完成之后的删减书目、批量性地修改文字讹误等等，都使用计算机完成，改变了此前《故训汇纂》编纂过程中专业人员手工抄录资料、编排卡片和誊写书稿的繁重的传统辞书编撰方式，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减少了誊抄、编写中难以避免的笔误。这种并无先例可以遵循的辞书编纂工作方式，何尝不是又一次“白手起家”呢。
回想80年代编纂《故训汇纂》时那70多万张卡片和那间字袋室，到90年代末开始编纂《古音汇纂》所建立的计算机庞大的数据库，古籍所的教师团队，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从不却步。
当然，计算机的应用并不意味着编写工作就此一帆风顺，在具体编写进行中还是碰到了他们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古音汇纂》所收的列目书不像《故训汇纂》所收的列目书那样，多数是学人习见的传世经典，又多有前人精校精刊的可靠本子可供利用。而《古音汇纂》的一百多种列目书，经前人校理过的不足十种，大部分的书目未经校勘，更缺乏研究。若仅依原书辑入音切资料，势必将大量底本的文字讹误带入书稿，贻误读者。但又因为这类书多是孤本，难有他本可据，因此在编写过程中遇到这类疑有讹误又无可参证的音切资料，就只能依靠编者的学养并利用此字已知的语料，多方参证，慎重认定后作出校改。这样，常常每编一字，对编者都是一场破费心思的应试。
确实，再创新篇何止需要勇气，奋进中的团队成员们，随时都会遇到对每个人学识的挑战，而他们在担负多项文化工程的锻粹中所提升的业务能力，让他们可以从容地应付任何难关。
神通各异
奋斗了22年，《古音汇纂》终于在2019年末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作为《故训汇纂》的姊妹篇，它同样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出版的次年，就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也就在《古音汇纂》开始编纂的前后，国家的一项巨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包括《音韵分典》《训诂分典》《文字分典》）的编纂任务下达给湖北省。湖北省要完成国家下达这一重大任务，自然也得倚重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三所大学的学者们和有关出版部门去完成。当省里任命朱祖延先生任主编，又决定宗福邦任执行主编时，宗福邦正作为《古音汇纂》的一名主持人正在为项目的上马和编纂忙得不可开交，但面对国家的重大文化工程，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他似乎又感到责无旁贷，只好欣然受命。
幸好，宗福邦得到几位中年学者的支持和协助，《音韵分典》由性格沉稳、学风严谨的骆瑞鹤与他共同任主编，万献初、罗积勇任副主编，他们与古籍所七位老师一起前前后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六大册、一千多万字的《音韵分典》终于在2012年正式出版，并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总体任务，也按计划相继完成。而宗福邦也因两个一千多万字的大型长线项目同时重压，从策划、构设体例、编撰、到最后定稿，都事必亲躬，终使颈椎不堪重负不得不经受一场重大手术，病情虽勉强缓解，但此后仍不时受运动神经的困扰。
可喜的是，于亭、骆瑞鹤等以厚实的学识和研究实力分别进入大型项目的主编位置，正意味着古籍所教师团队新的一代学者正在成为这个团队的核心。
也许人们会问：几十年时间，这个团队的老师们就这么“单打一”地做大型集体项目吗？其实并不如此。在大型集体项目完成的漫长过程中，他们每个人在专业上都会有所积累，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发展趋向。编写团队也注意到要给每个人都安排了可以各展神力的空间。例如，当全国高校古委会为响应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策划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邀请国内古籍研究专家撰写。古籍所的老师们即发挥各自所长，参加丛书的撰写工作，陈世铙撰《左传选译》、张世俊、任巧珍撰《汉书选译》、肖海波、罗少卿撰《六朝志怪小说选译》、任巧珍撰《三袁诗文选译》等。陈世铙的《左传选译》和张世俊、任巧珍的《汉书选译》，还被国务院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推荐为“经典古籍的优秀整理版本”。此外还有李步嘉的《韦昭汉书音义辑佚》、《越绝书校译》、骆瑞鹤的《荀子补正》等。有些更年青的老师在完成集体项目前提下，也撰写了一批个人专著，如于亭的《玄应一切经音研究》、熊桂芬的《从切韵到广韵》、邓福禄的《字典考证》、罗积勇等的《礼部韵略与宋代科举》，等等。
我们之所以一一列出古籍所的老师们在全力投入《故训汇纂》《古音汇纂》和《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编纂的漫长过程中，他们各自都有个人的创造，是因为我们由此领悟到：大型集体项目的完成，其实产生的不只是单打一的成果，它还包括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个人智慧的提升。如果说，团队集体智慧的汇聚犹如一支巨大树干的挺立，那么，巨大树干的挺立也自然会伸展出无数同样生机勃勃的枝蔓，这也就是耕耘者们精神的力量和各种智慧的闪耀。正如几年前毕业留校任教、随即投入《古音汇纂》编纂的李广宽博士所言：“虽然大部分时间投入到项目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人成果的产出，但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原始文献，可以极大地开阔个人视野并加深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后续个人成果的产出提供可行性思路的参考，进而对学术基础和思维能力有所裨益”。他通过对宋代大藏经随函音义的整理和研究，能够挖掘出前人未关注的一些问题，找出中古和近代语音的联系，就是一个明证。
这样的明证，在比李广宽更早参加集体项目的几位“前辈”身上表现更为突出。近年接任古籍所所长的邓福禄教授，当年在全力投入《古音汇纂》编纂过程中，科研方向更明确，他的《字典考证》获教育部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古近代汉字字源及其数据库建设”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代辞书疑难故训考辨与研究”；与邓福禄年龄相仿的熊桂芬，这位个子不高、当年说活还有点声嗲声嗲气的女博士，在为古籍所两项集体项目默默奉献，今天的她已成为一名受学生尊敬的博士生导师、音韵学研究有成就的专家，她的著作《从<切韵>到<广韵>》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目前正参与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等韵学著作集成、数据库建设及系列专题研究”的子课题“宋元切韵学理论、学术史及语音史价值系列专题研究”，并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项目：“《集韵》系韵书研究”；作为《古音汇纂》主编之一的于亭教授，目前在担任文学院领导工作的同时，仍然执着于探讨古代音韵流变，决心以《<古音汇纂>续编》的方式，要把尚未能收入到《古音汇纂》的极为丰富的音读资料补入该书，为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者获得更丰富、更完整的研究资粮。
走向未来
武大古籍所的教师团队，是一个富有凝聚力、亲和力、耐受力和战斗力的群体。40年的漫长岁月，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人事更迭，老一辈的教师陆续退休，更年轻的一代又接踵而起，自始至终同心协力，合作无间，先后完成了《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这三部足以传世的大型语文工具书，一代新人也随之茁壮成长。
商务印书馆的史建桥先生是两部《汇纂》的责任编辑，他说：“我感受很深的是他们的团队精神，多年坚持下来，始终旗帜不倒，班子不垮，人心不散。宗先生和其他老先生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很重要的因素。”武汉大学现任党委书记韩进也说：“古籍所是武汉大学独具特色、声誉卓著的科研实体和攻关团队”，这个团队“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学术精神，正是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所必需的，也是武汉大学的发展所必需的”。有了这种精神，他们就能够为了达到既定目标锲而不舍，默默奉献。
有了古籍所教师团队新一代的整体神力，近年来又有了更年轻的、学术上已崭露头角的学者李寒光、韦胤宗、梁静、赵昱、赵清泉等的陆续加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这个团队将会在《故训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古音汇纂》的基础上，建设集成性的“中国古代小学资源平台”，并会不断努力探索古籍数字化平台和人文计算实现的可能，以此促进我国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的更大发展。
让我们祝福这个团队：明天会更好！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