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湖北人张在军在乐山的“十四年抗战”终于结束了。因为所从事的房地产业，他跟着单位的一纸调令飞回广州。身后，涌动着三江水的潮声，以及作为一个文化人对于嘉山嘉水别样的情怀。
暌违乐山4年，张在军始终认为这只是形式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将个人的情感毫无保留地投注到对乐山人文的研究上。仅仅离开乐山的4年间，张在军成功出版“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系列，包括《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在内的四部著作，以大量鲜活的文字叙述，还原了抗战时期“中国最美大学”——武汉大学在战火纷飞之中，在偏于一隅的乐山，一代知识分子坚守与薪传的往事。
羊年春天，张在军携新著《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在广州向乐山人遥致春天的问候。作为“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系列的补充和延续，《当乐山遇上珞珈山》对“武大的乐山往事”更加具象和丰富。“如果说以前的版本是面向学术研究者的话，那么这本新书则是面对普通读者。”出版社变了，书名变了，版本变了，唯一不变的是主题，在张在军眼里，武大是深刻在乐山文化史上一个闪光的符号，而乐山也是深刻在他心中的文化胎记。
●记者：“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系列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出版了5部专著。尽管当中各有不同，也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对一个作家和史学研究者而言，这样集中精力论文的人并不多。武大和乐山抗战时期的那场邂逅，对历史，对乐山，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在军：让时光回溯到77年前。1938年初，武汉市民在空袭警报声中饱受惊恐和灾难之际，武汉大学委派法学院院长杨端六和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两位先期前往四川考察迁校地址。四川之大，选在何处最适宜呢？两位院长认为最好是在江边，如果从长江坐船可以通达，这样搬迁最为方便。由于武大是大学里面搬迁较晚的，选址十分困难，沿江的重镇如重庆、泸州、宜宾等地已没法落脚。他们两位只得从岷江北上走得更远，最后选定岷江边的小县城乐山作为校址。他们这一选择既是巧合，也是必然。无论在乐山现代史，还是武大发展史上都写了浓重的一笔。没有这一笔，两者的历史都将暗淡许多。
再让时光回溯到10年前。2004年底，我所供职的广州公司派我到乐山负责几个楼盘的营销工作。最初以为呆个十天半月就可回去，没想到一呆就是8个年头，直到2011年春才正式调回广州。在当时，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项目，偏偏就派我来四川了；在四川其他城市都有项目，比如眉山、阆中，但偏偏派我来乐山了。乐山8年，吃乐山的米，喝乐山的水，受乐山文化熏陶和滋养。乐山没有我丝毫无损它的光彩，我的人生没有乐山这段经历将会黯然失色。用周作人的话说，凡是生活过的地方就是故乡，那么乐山无疑是我的故乡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精神故乡。我相信这辈子很难再在其他一个城市生活七八年，并爱上它。
●记者：《当乐山遇上珞珈山》一书着力点在哪？此番进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民国记忆丛书”系列，与《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一同面世，其特殊之处在哪？“武大的乐山往事”对于读者而言，了解程度多高？
张在军：我这部书主要是选取一些有些代表性的历史片段、细节和图片，让一般读者对武大乐山办学有个比较清晰的印象。《西南角：民国文人抗战年月的那些事》这本书其实比我的那本书略早几个月面世，它主要是讲述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故事。我的这本写武大的书与其列入同一丛书，应该是一种巧合，但巧的很有意思。抗战时期，武汉大学与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一道，并被誉为“四大名校”。英国大名鼎鼎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到乐山参观访问之后在世界著名学术期刊《自然》上毫不吝啬地赞美说，“毫无疑问，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很高，即使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相比也毫不逊色。”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前些年，乐山当地一家媒体调查抗战时期发生的四件大事：国立武汉大学内迁乐山办学；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峨眉秘藏；马一浮在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1939年8月19日日机轰炸乐山。结果表明，乐山市民对“八·一九大轰炸”的知晓度为七成，但对武大办学的知晓度为四成。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记住“8·19大轰炸”或许只是增长我们的仇恨，记住武汉大学或许能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不要说乐山市民，就连武大学子、民国教育研究学者们对“武大的乐山往事”知晓度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记者：“乐山八年，是国难的八年，抗争与锤炼的八年”，巧合的是，你在乐山也度过了八年的时光。这八年时间，你完成了杂文随笔集《文化苦语》《花香笔不香》等著作。从一个抒情的文学人，或者说文化观察者，再到如今的历史文化研究者，“乐山八年”你是怎么完成这个角色转身的？
张在军：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时下流行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跨界。乐山八年，我应该说是从文学跨到了史学吧。其实，我在乐山期间写得最多的应该时评杂文。但是我要是请大家说一两篇出来，恐怕大家早就忘记了。当年曾经反复想过一个问题，我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文体作为我的事业呢？小说？诗歌？散文？还是其他什么。如果我写小说、诗歌或散文，能否超越别人？我的竞争力、价值点在哪里？当我看到写李庄抗战文化的书一本接一本，而乐山还是一片空白的处女地时，我决定来当拓荒牛，转向历史研究。至于能否研究出成果来，当初根本一点底都没有。但我相信四个字：功不唐捐。
●记者：《在大后方——寻找一座城市的抗战记忆》，是你接下来筹划出版的一本与乐山有关的书。这本书在你看来，据说比“武大在乐山”的意义更大，为什么？
张在军：大家应该知道，2015年无疑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年”。就二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特色来讲，国际社会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以此来铭记历史教训。乐山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一部分，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乐山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乐山的历史地位也就被忽视。我的这本书要告诉乐山市民，抗战时期内迁乐山的并非一个武汉大学，还有其他众多文教科研机构、厂矿企业。比如故宫博物院、山东省图书馆、中央技专、江苏蚕专、复性书院，以及永利川厂、黄海社、木材研究馆等等。如果说《当乐山遇上珞珈山》一书只不过是写了武汉大学这么一个“点”，而《在大后方——寻找一座城市的抗战记忆》则是写了若干个“点”，几条“线”，一个“面”。
我写这部书还想告诉现代史或抗战史学者们，乐山是中国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是后方“小重庆”。有个畅销书作家把宜宾李庄镇列入中国抗战时期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我不知道乐山人怎么想的？我这个外地人都严重不同意。我认为，乐山比李庄更有资格。即使不是乐山，也该换成桂林，而不是李庄。我凭什么说乐山可以成为抗战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的呢？就凭我的这部《在大后方——寻找一座城市的抗战记忆》。至于这部书能否找到出版单位赶在今年出来，还是未知数。
●记者：每个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和气象，乐山的城市精神表述语是“乐善至美，创新力行”，你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今天的乐山人应如何发挥自己的文化特色，让城市的面孔生动起来？
张在军：我感觉这这句表述语更多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乐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这是它的根基、是它的魂魄、是它的DNA。乐山应该有自己的清晰的文化定位。这个文化定位，是乐山的竞争力、软实力。
http://www.cnepaper.com/lsrb/html/2015-04/11/content_3_1.htm
（稿件来源：《乐山日报》2015年4月11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