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大学的兴趣，就连续阅读与此相关的书，不免感叹那时的大学精神是丰饶的，哪怕是故事是曲折的，也多给人以光明的未来。抗战时，大学西迁是许多大学面临的现实问题，西南联大在昆明，西北联大于西安，华西坝有五大学，至于散落在乡野的也不在少数，如张在军先生所写的《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说来这段历史同样曲折而又丰富，这亦是中国大学苦难史的一部分。
1938年，武汉大学七百师生迁往乐山，抗战进行中，交通工具缺乏，只能分段行进，相比较而言，武大西迁路线的里程时间和艰难困苦，相对于浙大西迁、联大西迁，似乎要好一些。不过，在乐山扎根下来，所面临的困难也还不少。校本部栖身于文庙，其中的大成殿则做了图书馆，此外文法学院也设在这里，理工农三院在三育学校。在这非常时期，大学校园里弦歌不绝，演绎出了大学悲欢录。
落户于乐山的武汉大学，其所表现出的向学精神为人称道：校长养猪，教授种菜，他们破屋漏油打伞写稿，甚至于点检行囊鬻旧衣；他们卧听雨打芭蕉，一碗喝到夕阳西，也参加远征军做翻译。这种精神在西迁大学中常见的场景，但对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来说，又有了另一重意义：办学条件的艰苦，教授们不减教学质量，学生亦从中受益良多。
各色人物在武大竞相登场，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教授杨端六、袁昌英、苏雪林、陈西滢……他们所唱出的是大学之歌。不过，此时的四川学校风气偏向于保守，遥想“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成都被开除教职，不难想象在乐山也同样面临着新旧学之争，也有教授的派别之争，甚至在文学院还发生过文人动武的现象。但不管怎样，这并不妨碍教学相长。这也是研究民国大学里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众多学院中，被李约瑟称为堪比联大的理学院，却同样创造了奇迹，如高尚荫先生在大渡河边，发现中华桃花水母，东方数学奇才李国平把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而中国的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就在这里诞生。
《当乐山遇上珞珈山》所展现的是武大师生的日常教学科研和衣食住行和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立志为学的事迹与精神风骨，反映了老武大人的炼狱与辉煌，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薪传。检点大学办得是否成功，并非是看其出了多少官僚，而是学术是否有发展，大学精神是否有传承，在这一点上，武汉大学可谓同样创造了佳绩：《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中国海洋学的创建、大型亿次计算机的问世、秦山核电站的落成，甚至于台湾的经济腾飞、人类首次登月壮举的圆满成功，都与武汉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于在乐山的武汉大学执教、就读、生活过的院士就多达二十七位。此外，乐山时期的毕业生数量上不过区区数千人，但成才率相当高。
抗战八年，武汉大学在乐山所演绎出的西迁旧事，同样值得我们纪念。值得一说的是，在军先生是湖北人而非乐山人，只是因缘巧合在乐山居住八年，利用各种机会，挖掘出武大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能不说是武汉大学的薪火相传的结果。
在后记中，在军先生说借用易社强的话说，“出版史本身就是一个故事”，盖因其所书写的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系列图书辗转多家出版社，那时，西南联大很热，也有出版机构表示要出版，常常是不了了之，最后只得在台湾出版。而《当乐山遇上珞珈山》也有许多艰辛故事，说到底是以市场为先导的出版方式可能就容易让一些小众的书无法问世。好在它还是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这也是件幸运的事。朱晓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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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信息时报》2015年4月23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