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在军
1938年3月10日，武大第一批办理迁校工作的教职员十余人，从武汉启程前往乐山。部分教职员和一、二、三年级学生共六百多人(其中武大学生四百四十六名，部派借读生到乐山的八十三人，学校所收借读生一百三十四名),采取自由组合方式，各自买船票西上。对于经济困难者，由学校发给十五元旅费。这个数目是不算低的。当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学校发给学生路费津贴是每人二十元，教职员每人六十五元。
西迁途中，武大于宜昌南正街36号，重庆西三街16号、永龄巷3号、段牌坊8号等地分设办事处，让师生们在换船的时候，有歇脚打地铺的地方。其中，西三街办事处住男生及男教职员，永龄巷住女生及女教职员，段牌坊住男生。
武汉到乐山，经宜昌、巴东、万县、重庆、宜宾，全程水路两千多公里，交通工具紧张，分汉—宜、宜—渝、渝—叙、叙—嘉四段进行，汉宜段大部分由武大租拖轮驳船起运，其余由民生公司轮船包运，宜渝段大部分由民生公司轮运，小部分由武大租木船运输。大水期间，渝嘉段由华懋公司及四川旅行社轮运；枯水季节，在宜宾换乘木船再行续运，直至乐山。这一趟行程大概有十几天至二十来天。
客观地说，武大西迁路线的里程时间和艰难困苦，相对浙大西迁、联大西迁，似乎要好一些。1938年1月上旬，“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后来的西南联大)开始西迁云南。在六十八天里，三百多名师生，穿越湘黔滇三省，行程一千六百多公里，徒步六百八十八公里，终于抵达“彩云之南”的昆明。这段艰苦卓绝的迁徙，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浙江大学也是在抗战爆发后被迫西迁，七百六十多名师生先后分别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辗转迁徙，流亡办学。历时两年半，横穿六个省，行程二千六百多公里，被称为堪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的“文军长征”(彭真语)。
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派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拍摄各种照片，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化考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等。这也是联大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反，武大的西迁故事为何长期湮没无闻?笔者至今没发现哪位武大师生写有旅途日记，或者入蜀记一类的文章记述西迁路途，只见过一些零星的诗词或回忆片段，又怎么比得上西南联大师生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
苏雪林晚年在台湾回忆：“二十七年四月间学校人员器材分作十余批，乘小轮前往。我们在途十余日，渐近三峡。那三峡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以瞿塘最险，西陵最长，连绵七百里。三峡形势之雄奇壮丽，笔难描绘，两壁之岩石，刀斩斧劈，有如人工所为。”“记得有一夜，同舟某职员的小孩忽然坠水，只是听见做母亲的人号哭而已，谁也不理。听说四川水道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水下都是礁石错杂的大乱石，水皆绕乱石而转。有时会涌起水面丈许高，东起西灭不定。船碎人死旋入江底，再也不会浮上来。江水是这样的可怕，小孩坠水，当然不能停船援救了。”
武大学生由水路入川
中文系(1935级)毕业的宋光逵说：“我于4月10日上船，溯流而驶，一路观赏风景，竟忘远窜之忧。我到重庆的第一天晚上，睡在望龙门码头上的一所空房子里，打地铺，熟睡中感到裸露的大腿上有物爬过，说痒不痒，说痛不痛，怪不好受的，蓦然惊醒，原来是一只川耗子爬过我的光腿。四川人不兴逮老鼠，所以老鼠繁殖，数量比人还多，丝毫不怕人。从重庆换船至宜宾，再换小火轮溯岷江至乐山。时为4月30日，盖离开武昌已二十天了。”
土木系(1937级)的黄宗干回忆：“我是1938年初乘民生公司轮船从武汉出发，经宜昌过三峡，经万县、丰都等地先到重庆。再由重庆西上。因江宽水浅改乘小型轮船经泸州、宜宾、犍为、五通桥直抵乐山。那时川江水流湍急，又多暗礁，轮船入川后都是昼行夜止。每当夜晚停靠一个码头时，我们都上岸观光。当时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战争初期敌机尚未入川骚扰，因而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我们途经各地虽都是些小县城，但夜市十分热闹，尤其是各种川味小吃摊点特多。四川各地物产丰富，物价也很低。”
中文系学生王达津(1936级)当时与经济系唐树芳、政治系蒋焕文、中文系高吉人、机械系路亚衡几位结伴而行：
时间该是四月中吧!我们登上江轮，先是大船只到宜昌，路上看大江东去，填了一首《满江红》词，有句云：“波涌连天，阻不住，离舟西上。回首望，云迷汉野，只增惆怅。”写自己的留恋之情。船快到宜昌时，两岸山就多了。我又写首七律，中联云：“看水未能忘(平声)夏口，见山已是近宜昌。”
到宜昌后，须要等待换小轮上重庆，要等两天。我们没有在城里住，却住到报废了的民生公司江轮——轮船旅馆去。在那里江风徐来，反有凉意。船上客人虽不多，但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人民的巨大伤害，使中国人流离失所，我们同住的旅人，就有从江苏逃难来的一家三口。
我们也在宜昌城中转了一转，是坐小船来往的。我特地出宜昌城西门看一趟，出西门就是两山夹道，真像一条峡谷，很惊人。平常住平原的人，看着是不舒服的，可是现在是抗战时期，正需要这样的咽喉地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两天后我们登上到重庆去的轮船，自然谁都想看三峡，看西陵峡、巫峡、瞿塘峡，看神女峰，滟滪堆。经过三峡，正值白天，这些景色都看得相当清楚。还看到江势的曲折，体会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意味。
一路经过秭归、巫山、奉节(白帝城),可能是在万县留住一夜。第二天经忠县、涪陵等地，就到重庆了，但一路上没有听到猿啼。
到重庆后，印象最深的是朝天门码头，由朝天门上岸，台阶比武大宿舍台阶多得多，记得我们是坐滑竿上去的。我们住在武大在重庆的办事处，因为到乐山还需要换船，所以在重庆住了好几天。这里到重庆热闹地方也很方便，时而上一层山路，时而下一层山路，如果识路就能很容易地找到要去的目的地。
在重庆住了几天，我们登上由嘉陵江上溯的船，一路上我们可以看看两岸静静的群山，白天可以看到很多的纤夫拉纤的上水船、迅速下行的下水船，以及所经过的沙滩边的浣女。两三天吧，便结束了。我们西迁的行程，合计起来，可能有半个月吧!
这一入川行程是何等的曲折艰辛!他们从武汉乘轮船出发，何曾想到在叙嘉段浅水期间还要换乘木船。汉宜段购买船票较易，船体宽大，师生染病者不多；宜渝段，船少客多，购买船票委实不易，甚至有些师生在宜昌等候轮船达两月之久，加上船小行客拥挤，染病者较多。难怪苏雪林说“一路上经过了唐三藏上西天取经的苦难与波折”,才到达“理想中避难的圣地”——乐山。
（来源：《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 本网编辑：相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