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干部队伍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关乎党的执政根基与事业全局。针对现有研究多将正确政绩观与政治监督分别考察、缺乏系统关联阐释的不足,聚焦政治监督这一核心机制,深入剖析其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在理论逻辑层面,首次系统论证了政治监督与正确政绩观在政治属性、价值立场和权力运行三个维度的内在耦合性,揭示了政治监督以其常态化运行、政治性定位和刚性约束力,成为破解政绩观偏差长效治理难题的关键抓手。在实现路径层面,提出健全有效防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探索从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前置防范政绩观风险苗头、内化涵养正确政绩观自觉、系统完善政绩观制度生态四个层面着力,形成纠偏与预防并举、约束与激励并重、治标与治本贯通的闭环治理体系。
关键词:政治监督;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党建思想;纪检监察
引言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省市县乡领导班子陆续换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其列为今年党的建设重要任务。这是因为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为政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和事业发展全局。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强调“通过学习教育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十分重要,很有必要”。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反复强调树牢正确政绩观,既是对换届后领导干部的权力观、事业观、发展观提出明确要求,更是为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校准前进方向。
随着党中央对政绩观问题的高度重视,学界已围绕正确政绩观形成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沿以下三条路径展开:一是侧重阐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与时代要求,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其人民立场、实干导向等价值意蕴;二是聚焦政绩观偏差的表现样态与生成机理,归纳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重显绩轻潜绩等典型症候,并从考核评价、干部选任、党性修养等维度分析成因;三是着眼纠治机制建设,探讨通过思想教育、制度约束、问责追责等方式防范政绩观异化。总体上看,既有讨论主要偏向正确政绩观本身的意义阐释与差错防治,对政绩观落地所需的监督保障机制关注不足,尤其是从政治监督这一纪检监察机关首要职责出发,系统揭示其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关联并构建闭环治理路径的研究尚付阙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然需要在学理上阐明其核心要义、在实践中识别其偏差表现并完善纠治机制,但更需要监督保障,否则政绩观的落地就可能因缺乏刚性约束而流于空转。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以有力监督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工作机制问题,更关系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是这一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实践要求。政治监督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举措,是将正确政绩观要求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刚性约束的关键环节。因此,以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既是对政绩观研究本身的深化,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监督保障维度上的具体展开。然而,目前亟待回答的是,政治监督何以能够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二者的理论耦合性体现在哪些层面?如何以政治监督的目标细化、对象精准与运行长效为着力点,切实防止和纠正政绩观偏差,推动各级党员干部形成能够经受实践检验、人民评判和历史审视的实绩?这些问题既是政治监督理论深化的重要课题,也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实践所需。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并强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政治监督”。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地揭示出政绩观问题的重要地位,也为通过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指明方向。本文立足该基础,紧密结合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的政治监督实践,在厘清政治监督与正确政绩观内在关联的前提下,深入剖析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的理论逻辑,进而提出以政治监督引领正确政绩观树牢走实的实现路径,力图为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提供智识支撑和实践参考。
一、政治监督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关联
理清政治监督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关联是全文论证的基石,倘若二者之间只存在外在的、偶然的联系,那么以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便缺乏充分的学理依据,后续的理论逻辑分析和实现路径设计也将失去稳固的支点。从已有研究来看,将二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系统讨论的工作亦有待推进。因此,有必要基于研究现状,先就二者的契合性作出清楚说明,以使政治监督作用于政绩观的分析不流于经验层面的简单对应,提升研究的理论深度和解释力。
(一)政治监督既有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政治监督逐渐成为纪检监察领域的重要议题。经梳理可知,学界对政治监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聚焦政治监督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渊源。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出发,探讨政治监督在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中的根基,辨析政治监督与党内监督、国家监察等相关范畴的边界与衔接。第二个层面关注政治监督的制度架构与实践运行。学者们开始分析政治监督在纪检监察体制中的功能定位、职责边界和运行机制,讨论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面临的制度障碍与改进路径。第三个层面探讨政治监督的效能评估与优化策略。围绕政治监督的实际效果展开讨论,提出通过完善指标体系、强化成果运用等方式提升监督效能。
既有成果虽能为理解政治监督奠定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侧重,大多从一般性层面讨论政治监督的性质、功能和运行,与具体治理实践的结合尚处于不断深化之中。尤其是在政绩观这一具体领域,将政治监督纳入分析视野的成果还相对有限。在这一研究格局下,政治监督理论进一步走向具体治理场域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就政绩观问题而言,当前防治实践更多地依托思想教育和组织部门的选任把关,监督维度的制度化约束有待进一步强化。思想自觉的养成是一个长期过程,选任把关主要作用于干部入口环节,对于领导干部在日常行使权力过程中逐渐滋生的政绩观偏差,常态化的监督安排显得尤为重要。将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的研究视域,正是要推动政绩观问题从间歇性的教育议题转化为常态化的监督议题,为健全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
(二)政治监督在政绩观长效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阐明了政绩观建设的长期属性,也意味着学习教育阶段结束之后,正确政绩观的巩固深化必须依托常态化制度安排持续发力。政绩观偏差的生成具有反复性和隐蔽性,一旦日常约束松懈,旧有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便有可能重新抬头。进一步看,政绩观本身就是一个随时代条件和治理实践而不断调适的动态结构,经历了从革命型、建制型、发展型到效能型的历史演进过程。既然政绩观自身处于持续演进中,对其施加的规范与引导也必然要求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安排。更深层地,政绩观偏差的形成还与考核评价导向、干部选任标准、决策程序约束状况紧密关联,这些制度环境因素长期存在,决定了防治工作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能否产生持久效果,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构建起一套常态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
其中,政治监督居于关键位置。理解这一判断,首先需要明确政治监督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方式。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和根本职责,政治监督的本质属性是从政治高度审视权力运行。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在监督内容上,政治监督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聚焦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聚焦党员干部在履职尽责中体现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担当。在监督方式上,政治监督综合运用日常监督、专项检查、巡视巡察、派驻监督、约谈提醒、纪检监察建议等多种手段,形成全覆盖的监督格局。在监督路径上,政治监督强调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要求将监督融入日常、做在经常,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从这些制度特性出发可知,政治监督的常态化运行使其能够为政绩观提供不断的制度压力,不因学习教育阶段结束而停止运转。在此基础上,政治监督的长效保障功能还建立在其政治定位与政绩观政治属性高度同构的深层逻辑之上。政绩观问题在根源上是政治立场问题,政绩观偏差的实质是政治偏差,这决定了政绩观治理应被纳入以“两个维护”为根本任务的政治监督框架。政治监督从政治高度审视权力行使,政绩观正是权力行使中政治方向的最直观体现,因此对权力的政治审视必然包含对政绩观的持续关注。更为关键的是,政治监督还能将政绩观要求从柔性倡导转化为刚性约束,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制度后盾,使政绩观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政治规范,当政绩观偏差被纳入监督问责范畴,领导干部在决策和推动工作时,都需将政绩观正确与否作为不可回避的政治考量,这种制度性压力正是学习教育结束后政绩观得以长效保持的根本保障。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政绩观的长效治理需求与政治监督的制度功能之间存在高度的适配性。学习教育解决的是政绩观的认知问题,政治监督解决的是政绩观的行为问题。认知问题可以通过一次集中推动获得突破,行为问题则需要持久的监督约束才能根治。从更长的周期看,只有政治监督对政绩观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刚性守护,正确政绩观才能真正从学习教育期间的思想共识沉淀为领导干部日常从政的行为习惯。
二、以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的理论逻辑
政治监督何以能够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欲回答这一追问,需要深入到二者之间的理论连接中去。政治监督与正确政绩观之间之所以存在内在的、深刻的耦合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二者在政治属性、价值立场和权力运行三个维度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政治引领逻辑:以监督保障政绩观念的政治方向不偏航
政绩观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问题或者经济问题。领导干部选择什么样的政绩观、追求什么样的政绩,直接体现其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担当,直接关系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在具体实践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如果政绩观出现偏差,就意味着政治方向发生不当偏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绩观就是政治观的实践投射。也就是说,政绩观所反映的,恰恰构成领导干部“为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一根本政治命题的答案。政绩观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是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重要体现,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胸怀“国之大者”,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善于从政治高度审视和推进工作,将本地区本部门发展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予以谋划和推进。
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恰是保障这种政治方向不偏航。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督,深入查找政治方向有无偏差、实际行动有无温差、工作成效有无落差。这一职责定位深刻地表明,政治监督的核心功能是从政治高度来审视和校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与行动。当领导干部在谋划发展、推动工作中出现政绩观偏差时,实质上意味着其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上发生了偏离,而政治监督所要纠正的正是这种偏离。
从作用机理上,政治监督对政绩观的引领主要通过三重路径实现:其一是方向校准。通过监督推动领导干部在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点工作时自觉与党中央要求对标对表,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在政治立场、方向、原则和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方向校准功能,使得政治监督能够从源头上防止政绩观偏离正确轨道。其二是偏差纠治。当发现领导干部存在重局部轻全局、重短期轻长远等政绩观偏差苗头时,政治监督应当及时介入,通过约谈提醒、监督调研、纪检监察建议等方式促使其校正方向,防止小偏差演变为大问题。其三是底线守护。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搞变通、打折扣、阳奉阴违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确保领导干部始终把心思和精力用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
(二)价值锚定逻辑:以监督确保政绩创造的人民底色不褪色
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是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根本立场。“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然而,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动力容易发生偏移,这一风险的存在,决定了仅靠思想教育尚不足以使人民立场始终牢固确立,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将人民立场固化为刚性的约束。
政治监督恰恰能够发挥这种价值锚定功能。政治监督与正确政绩观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深层的同源性,二者都以人民为中心,都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终依归。纪检监察工作是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心工作,要更加自觉地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乱为民,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实践机理看,政治监督通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来推动领导干部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一方面,政治监督将民生领域作为重点监督方向,围绕党中央惠民政策落实情况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和纠治在政策执行中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等问题,确保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群众。另一方面,政治监督通过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在严惩蝇贪蚁腐的同时,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为百姓干了多少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督促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
政治监督不仅是对政绩观价值方向的锚定,还通过一种重要的机制实现,即将抽象的人民立场转化为具体的监督标准。人民立场如果不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监督指标,就容易沦为空洞的口号。政治监督恰恰在这个转化环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通过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建立监督清单,将“为民造福”的要求细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项;通过对群众满意度、政策落实效果等开展评估,将“人民评判”的抽象性原则转化为可量化的评价体系;通过对漠视群众利益、脱离群众需求的典型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形成刚性约束,倒逼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时必须将人民是否满意作为首要考量。
(三)权力制约逻辑:以监督促使政绩获取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政绩的创造过程,本质上就是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领导干部创造任何一项政绩,都离不开对公共权力的行使。从决策、执行到资源调配,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权力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政绩观是否正确,不仅表现为思想层面的认知问题,更集中体现在权力运行的实际过程之中。如果权力运行失范,政绩观必然扭曲;反言之,要确保正确政绩观落地,就必须确保权力运行的规范化。
政治监督正是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职责的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制权加强政治监督,督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对违反制度、滥用权力的行为严肃查处,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政治监督贯穿权力行使的全链条,覆盖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在权力运行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着约束和纠偏作用。这种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监督,实质上就是对政绩创造过程的全过程监督。可以说,政治监督实现对权力运行轨道约束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政绩观实现轨道的约束。权力行使一旦偏离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政绩的获取方式就必然随之偏离正轨。
从具体机理来看,政治监督在权力运行层面对政绩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治监督通过规范决策权力来防止“拍脑袋”出政绩。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根源往往在于决策程序失范。个别领导干部绕过集体决策、规避科学论证,以个人意志代替民主程序。政治监督通过督促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强化对决策程序的监督,有效压缩了个人专断、盲目决策的空间,使政绩创造的第一步就走在规范的轨道上。其二,政治监督通过约束执行权力来防止权力滥用。政绩观错位往往伴随权力滥用、责任缺失,催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就可能出现以创造政绩之名行谋取私利之实、以加快发展之名行野蛮拆迁之实、以招商引资之名行利益输送之实等问题。政治监督通过对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实施重点监督,对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行为予以严肃查处,确保权力在政绩创造过程中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其三,政治监督通过强化制度执行来有效防止监督制约形同虚设。习近平总书记曾用“纸笼禁虎”的形象比喻,形容法令不彰、制度空转等问题,强调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仅有制度条文远不足以约束权力,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监督确保制度的刚性执行。政治监督通过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不但“有”,而且“管用”。
尤为重要的是,政治监督还发挥着对政绩获取方式的合法性把关功能。政绩的最终呈现,不论是一个重大项目的落成,还是一项改革举措的推进,都必须经得起合法性、合规性的检验。政治监督通过全过程跟踪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治在政绩获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程序违规、方法失当等问题,确保政绩不仅在结果上要“好看”,在方式上也要“干净”。这种对过程的约束,使得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时不能不讲程序、不守规矩,从而在根本上防止了以“办好事”之名行“违规事”之实的政绩观跑偏现象。
三、以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实现路径
理论逻辑的澄明固然能为实践行动提供方向指引,但要使政治监督真正成为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坚实保障,尚需构建一套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实现路径。政绩观偏差的生成具有复杂性,既可能源于权力运行失范的即时冲动,也可能滋生于考核导向的长期偏差;既可能表现为显性的决策失误,也可能潜伏于日常的思维惯性。这便决定政治监督的介入不能局限于头痛医头的点状纠治,而必须形成从问题纠偏、风险预警到内心认同、制度重塑的完整链条。当前,必须在精准纠治、前置防范、内化涵养、系统施治四个维度上协同发力,构建起纠偏与预防并举、约束与激励并重、治标与治本贯通的闭环治理体系,推动正确政绩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从个体操守固化为制度生态。(如图1所示)

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的闭环治理机制
(一)精准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
政绩观偏差一旦转化为具体的决策行为,就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破坏发展潜力、损害群众利益。对此,政治监督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已经暴露的偏差问题进行靶向整改,以精准问责形成有力震慑,阻断错误政绩观的现实危害,推动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
精准纠治的前提当然是精准识别。政绩观偏差并非都以显性的形象工程面貌出现,有时隐藏于看似合规的程序之下,有时表现为统计数据的不实注水,有时体现为对前任规划的无理推倒。必须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督,善于透过业务问题发现政治偏差,透过单一事件透视政绩观偏离的深层动因。围绕“重显绩轻潜绩、重速度轻质量、重局部轻全局”等典型表现,建立起可对照、可检验的监督清单,将政绩观偏差的具体形态类型化、具体化。监督实践中,要紧盯重大项目实施、招商引资推进、城市建设规划等权力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综合运用专项检查、巡视巡察、线索排查等手段,严肃查处那些脱离实际、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滥用、利益输送等深层问题。同时,对统计造假、“数字出官”等扭曲政绩反映的弄虚作假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确保政绩的反映真实可靠。
纠治的效果取决于问责的精准度。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准确界定责任,既防止问责不力,也防止问责泛化。对于那些在政绩观上出现严重错位,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还要倒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以严肃问责倒逼正确政绩观的确立。在问责的过程中,注重发挥以案促改的治本功能。针对已查办的典型案例,应开展系统性的归因分析,并通过制定发布纪检监察建议类文书等途径,推动相关地区与部门从认知观念、权责配置、制度执行等方面探寻问题根源、补齐机制短板,进而形成“查办一起、警醒一片、规范整体”的综合治理效应。例如,针对某些地方耗费巨资打造景观亮化工程却最终烂尾的问题,不仅要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更要从决策机制、项目审批、资金监管等方面提出系统整改建议,避免同类问题重复发生。
精准纠治还必须与常态化的监督问效相结合。建立健全问题整改的跟踪督办机制,对纠治措施的落实情况实行清单管理、挂账销号,严防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把政绩观偏差问题的整改成效纳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和政治素质考察,作为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使纠治偏差的压力持续转化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动力。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发现偏差、严肃问责、深化整改、成效评估相衔接的完整闭环,使精准纠治成为净化政绩观生态的有力武器。
(二)前置防范政绩观风险苗头
治病于未发、防患于未然,是监督工作的更高境界。政绩观偏差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往往会经历从模糊认识到思维定势、从潜在风险到外显行为的渐进过程。如果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露头之初就能及时预警、抓早抓小,就能有效避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被动局面。因此,政治监督必须将关口前移,构建起灵敏有效的早期预警防线。
将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表现全面纳入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政治生态研判不能停留于宏观定性的泛泛而谈,而应将政绩观作为一个核心维度,细化为可感知、可评估的具体指标。例如,通过定期分析一个地区或者单位的发展思路是否与党中央要求同向、决策导向是否科学务实、民生投入是否持续增加、群众评价是否真实向好等,动态评估其政绩观的总体状况和演变趋势。对政治生态研判中发现的政绩观方面的共性问题,应及时向党委提出改进建议,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
建立针对政绩观偏差的早期识别指标体系。围绕“好大喜功、脱离实际、重‘痕’轻‘绩’、重显绩轻潜绩”等常见风险点,设定具体的早期预警信号。比如,频繁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热衷于搞轰动性活动而轻视基础性工作、对前任留下的民生项目置之不理另起炉灶、在统计数据上出现不合理波动等,都可视为潜在的风险苗头。依托大数据和信息化平台,整合巡察、审计、信访、督查等各方面信息,对政绩观风险进行智能筛查和动态监测,实现从人工发现到数据预警的升级,提高风险识别的及时性和精准度。
将政绩观表现深度融入日常监督。在任职谈话、调研走访、列席会议、谈心谈话等日常接触中,敏锐捕捉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取向。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应协同发力,对换届后新任职的一把手和关键岗位干部进行重点观察,通过近距离、常态化接触,及时了解其权力运行习惯、决策风格和为民情怀。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不要等到构成违纪违法后才去处理,而应视情况及时运用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方式予以纠正,经常性地“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让干部从思想认识上及时回头。正如党中央反复强调的,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应及时纠正,防止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此外,可尝试探索建立政绩观风险评估机制,在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启动前设置必要的政绩观审视环节,由相关部门和专家对决策动因是否真正立足为民造福、规划目标是否超出发展阶段、实施方案是否经过充分科学论证等进行前置把关,从源头上压缩“拍脑袋”决策的空间。通过预警、提醒、评估三管齐下,将监督触角延伸到政绩创造行为形成之初,使风险在萌芽状态即被识别和消除。
(三)内化涵养正确政绩观自觉
如果说纠治和预警侧重从外部约束维度解决“不敢”和“不能”的问题,那么实现正确政绩观的真正落地,还必须从内心深处激发“不想”的自觉。监督的目的不仅是惩处和威慑,更是教育和保护干部,推动正确的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行动习惯。这正是政治监督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的深层逻辑所在。
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是激发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内生动力的关键制度安排。要严格区分失误与失职、敢为与乱为、为公与谋私的界限。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清单和具体实施细则,使该原则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当干部因坚守原则、大胆探索而遭遇非议时,纪检监察机关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及时为其澄清正名,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唯有如此,才能让干部消除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创造为人民谋福祉的实绩,而非小心翼翼地营造安全却无实效的虚绩。
内化涵养还须将正面引领与警示教育深度融合。一方面,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教育引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党校培训、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从思想源头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怎样树政绩”等根本问题。深度挖掘和宣传那些甘于做铺垫性工作、以潜绩彰显担当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引领人,推动“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成为广大干部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查处纠治的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干部观看警示片、旁听案件庭审、阅读忏悔录,通过剖析那些因政绩观错位而身败名裂的沉痛教训,触及灵魂、敲响警钟,使干部深刻认识到政绩观问题绝非小节,而是关乎政治生命的根本性问题。
严管与厚爱的有机统一,要求监督工作既有力度又不失温度。在对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的同时,更要对受处分干部进行回访教育,帮助其认错纠错、放下包袱、轻装前行。要坚持把监督挺在前面,通过经常性的廉洁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追求,将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融入血脉。当越来越多的干部从内心深处将为民造福视为最大幸福、将群众口碑视为最高奖赏时,正确政绩观就获得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来源,政治监督的外部推力也将与干部的内生动力汇聚成强大合力。
(四)系统完善政绩观制度生态
前三个路径更多地聚焦于纪检监察机关通过直接监督作用于领导干部个体或具体问题,然而,政绩观偏差的深层根源往往深植于制度环境的土壤之中。考核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偏向何处、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青睐何种、重大决策程序是否真正受到约束,这些制度层面的因素直接影响着政绩观的整体生态。因此,政治监督不能止步于个案纠治,而应充分发挥其治理功能,推动系统施治,从根本上优化滋养正确政绩观的制度环境。
构建多方协同的监督治理体系,是推动系统完善的前提。必须压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作为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纪检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等贯通协同,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成果运用上形成合力,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共同审视政绩创造的规范性和实效性。例如,审计部门可重点关注政绩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与效益性,统计部门可加强对政绩数据的质量核查,各监督主体共同织密防范政绩观偏差的网络。
针对监督中发现的反复出现、普遍发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必须深入剖析制度根源,精准提出纪检监察建议。许多时候,干部追求显绩而忽视潜绩,并非纯粹个人品格问题,而是与考核中过度强调短期经济指标、群众评价权重虚设等密切相关。因此,政治监督要推动相关部门优化考核指标体系,纠正一刀切和过度量化倾向,突出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等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指标权重,把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价政绩的核心尺度,让注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在考核中得到合理体现。同时,把政绩观表现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硬杠杠”,让那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干部得到重用,让那些弄虚作假、政绩观扭曲的干部失去市场,真正发挥选人用人的风向标作用。
督促完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是系统完善的又一关键环节。众多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之所以能够上马,往往源于决策程序形同虚设。政治监督应着力推动重大决策程序性约束体系的健全与刚性执行,将公众意见吸纳、专家评审、风险研判、合法性审核以及集体审议决定等环节纳入严密规范之中。在此基础上,还需促进前期研究论证、成本收益测算与社会风险评价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对于因违反决策程序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必须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应决策主体的责任。通过上述机制,科学化、民主化与法治化决策方可成为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可逾越的边界,从而有效抑制仅凭主观判断或个人偏好随意决断的行为倾向。
最终,通过持续不断的监督治理和制度优化,逐步营造出崇尚实干、注重实绩、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正确政绩观不再仅靠外部压力被动维系,而是获得制度的刚性支撑和文化的柔性滋养,广大干部在比较、选择、实践中会更自觉地选择讲实话、出实招、求实效。至此,政治监督便成功完成从纠治具体问题到涵养政治生态、从治标向治本的深刻跃迁,为正确政绩观的长效落地筑起坚实的制度堤坝。
结语
正确政绩观是干部干事创业的灵魂所系,政治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考卷,也是永恒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唯有始终保持政治监督的战略定力,在纠偏与预防之间把准节奏,在约束与激励之间找到平衡,在治标与治本之间实现贯通,方能推动正确政绩观真正从理念走向实践、从要求化为自觉。政治监督以刚性约束守护政绩观的人民底色,以制度力量涵养政绩观的政治生态,这正是新征程上健全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的深层逻辑所在。站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高度来看,推动正确政绩观长效落地,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政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党性问题,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过程,既是履行岗位职责的实践过程,也是检验党性修养的政治过程。政治监督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正是要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化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协同发力,确保政绩创造始终符合党的政治要求,经得起人民的评判。这一视角的引入,使政治监督与正确政绩观的关系超越了单一的工作机制层面,成为观察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一个具体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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