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勇军
35年前的一个夏天，天刚亮，我独自拎着一只旧木箱，在湖村的小码头赶上一天才一班次的小机动船。3个小时后，小船快乐驶过20里浅窄的河道和10里宽阔的武山湖，到达家乡的县城广济，等到晚上，再坐一夜的长江客轮次晨来到武汉。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县域到达省城，也自此开始了我在武汉大学的求学生涯。35年快过去了，我就像一只风筝，不停地飞啊飞，可母校就是那根一直牵引我的长长的细线。这根线是由一股股的知识、情怀、情感揉合而成。它输送了我人生不断成长所需的营养，形塑了我的价值信念，留下美好的情感回忆。
开放的知识乐园
大学时光，正值一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也是一个人正式走向社会开始自立的准备阶段，可以说是在人生的七色板上着力描绘的时刻。从1988年入学读本科，到1992年毕业，再从2009年至2011年重回母校研究生课程班进修，2014至2017年又返校攻读博士学位，前后三个阶段累计共九年，我在珞珈山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忆。
1988年高考，我是压着武汉大学的录取线接受调剂来到历史系的。大一刚入校不到一周，还没来得及熟悉校园，全体新生2000余人就被大巴一辆辆地拉到火车站，乘坐专列赴广水市（当时叫应山县）的一个空降旅，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严格军训。那时，到了晚上11点就断电熄灯，但丰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有的同学点上蜡烛，研究围棋棋谱，有的同学在走廊或厕所的灯光下，背英语单词。更多的是“ 卧谈会”，天南海北无所不聊，或时事，或学习，或者恋爱八卦。
在历史系读了几个月，快到期末，学校的广播台持续广播一个月：“要转系的同学抓紧申请转系！”转系，不降级，不补课程学分。当年，虽说大学生比例很低，又包分配，但也是双向选择。我所在的历史系三个专业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共60名学生，一共转走了21人，转入的专业包括经济、工商管理、法律、新闻、外语等。
我转到了新闻系广电专业。那个时候，学校的氛围非常开放包容。改革开放刚刚10年，社会整体上充满了与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望，学校也开设了不少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介绍西方哲学、文化。我选了《西方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两门课，但实在有些听不太懂，就中途放弃了。《美国文化》这门课因选的人太多，没选上，但我跑去旁听蹭课好多次，第一次了解到大洋彼岸那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学校里的海报栏上，贴满了各类讲座的海报。讲座都是开放的，面向全校学生，常常一些讲座因人数太多坐不下，同学们只好扒在窗外引颈倾听。
那时候，读书非常的单纯，没有现在大学生这样的焦虑， 焦虑学分绩点，焦虑考研，焦虑找工作，焦虑写论文。当年毕业时，新闻系两个专业——新闻、广播电视新闻全年级近60人，没有一个人报名考研，两个留校名额也没人申请。大家都想早点走进广阔的社会，施展人生抱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学英语，过四级。不通过四级考试拿不到毕业证。当年，我们从小地方来的同学，英语都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我十分幸运，第一次考四级就61分惊险过线，简直比高分过线更高兴，花几块钱买一包烟发给同学们分享喜悦，然后将所有英语教辅材料打包扔掉，从此告别花费大量时间的英语。
二是在校广播台当编辑。为了做好我负责的“ 万事达” 节目，近两年时光，我每周要花一天多时间泡图书馆，阅读摘抄一些有趣味的知识，并写串词，将零碎的知识用一个主题串连。我也因此被评为“校广播台优秀学生干部”。
三是大量阅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初中的一个假期，我偶尔读到《冰川天女传》，一时入迷不知饭香，加上初中语文老师的启蒙，让我对文学产生了兴趣。高中进入县一中就读，第一次进图书馆，一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深深打动了我，所以高二文理分科时，我不顾其他人反对，坚决报名读了文科。不过，虽然对文学有爱好，但我内心非常惭愧，上大学前，中外文学名著我几乎都没读过，只有一本哥哥送的《唐诗一百首》，加上自己步行10余里到镇上买的工具书《新华字典》。因此，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就成了我大学打发课余时间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文学名著，让我了解到不同时代的人文风情、悲欢离合，极大丰富了我的内心世界。
难忘的美好回忆
当年，在武汉高校中，流传一句话: “学在华工，玩在武大，爱在华师，吃在水院。”这种简单的流行语，虽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更多的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武大的学子处在文理兼融的氛围中，既有文科的济世情怀，也有理科的求实创新。这一点，从武汉大学的校友可以看出来，既有陈东升校友这样慷慨捐赠母校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儒商，也有以雷军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家校友不断探索开拓新天地。
我刚入大学时，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学校各类讲座让人目不暇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这对我们正在步入18岁成人阶段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价值观的一次重构。国门洞开，整个社会昂然向上，拥抱新思想、新文化，不迷信权威的批判意识，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在整个校园里奔涌。西哲课堂上，老师们讲述的个体主体性与个体的价值，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机器中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螺丝钉；周末的梅园操场露天电影，让我们欣赏了许多国外的经典电影，意识到人性的复杂、正义的力量，明白对家人、爱人表达爱意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新闻课堂上，老师们讲述的新闻前辈以及学长学姐的专业主义精神，让我们对未来的职业心生憧憬……因此，毕业时，面临省级机关单位办公室与省级新闻媒体，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毕业大实习时，学院的胡武老师当众告知了每位同学的实习单位。我个人原本希望被分配到报社，因为能留下白纸黑字的作品，结果却被分配到了电台。当夜，我直接找到胡武老师家里，请求他能给我安排去报社实习。胡老师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和气地表示理解，让我回去等消息。才过两天，我就得到通知，被调剂到《经济日报》实习。在四个月的科教部实习期间，我独立写作了10余篇通讯，为我毕业后到《湖北日报》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在北京实习期间，胡武老师还专门去各个新闻单位以及宿舍看望我们同学，令我们备感温暖。
那时候，同学之间也没有内卷式的竞争，更多的是单纯的友谊。记得围棋一度流行，男生女生都在学。大一上学期，我将一本棋谱研读几天后，就与同班的两位女同学对弈。她们是班上围棋高手王同学的“女弟子”。我一对二，在宿舍摆开棋局。开局不久，我就一片一片地将她们的领地蚕食，她们很着急，师傅又不在，子目越来越少，脸色越来越难看。那时的我还是太年轻，虽然看出了她们的窘境，却还是一子不让，最后杀到她们片甲不留。两位女同学倒是非常有风度，愿赌服输，没让傻傻的我难堪。
一些家境较好的同学，买来吉他，边弹边唱，让我们非常地羡慕。这些“吉他王子”也毫不吝啬地把吉他借给我们，并教我们学习。班上的王同学喜欢李同学，李同学名字中有“桂” 字，因此王同学就苦练“八月桂花香”，最终他凭此曲打动芳心。
打两副扑克的“双升”，似乎是当时最流行的休闲活动。午饭或晚饭后，班上男生女生寝室一般至少有几桌“双升” 同时进行，有时男女生还互相到对方宿舍参加牌局。在合作竞争中，同学们增进了解和友谊，气味相投的就会下次再约组成牌局，终成好“牌友”。这些“不学无术”的时光也成为了我日后关于大学生活不可割舍的难忘记忆。（文章选自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微信公众号，作者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系1988级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2014级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相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