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征文 我与武大】我的恩师陶德麟先生
开栏语：珞珈芳华，百卅传薪。共迎130周年校庆之际，武汉大学报社开设“我与武大”专栏，征集展推真挚心声。与您一起，铭记峥嵘校史，追忆师者风范，回望青葱岁月，践行科研报国，传承武大精神。我们选载优秀作品，以期把师生校友同庆百卅的满腔热情熔铸成干事创业的拼搏劲头，凝心聚力书写新时代武汉大学团结奋进争创一流新华章。
作者：袁银传（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我的恩师陶德麟先生 (1931年10月31日-2020年5月24日)辞世已经两年多了，清明时分，我非常怀念恩师陶先生。陶先生的为人为学、道德文章，堪称学界楷模。
记得武汉大学原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在阐释大学核心竞争力“五学”（学者、学术、学科、学风、学生）时曾经说过：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深邃的学术眼光、深广的学术胸怀。陶德麟先生就是具有“三深”学术品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著名前辈学者之一。
深厚的学术功底
陶德麟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工作了60多年，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他在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多个学术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独创性的学术贡献，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在唯物辩证法领域，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陶德麟先生就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权威人士罗森塔尔、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对“矛盾同一性”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对“矛盾的同一性”的一点意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也引起武汉大学老校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始人李达先生的高度重视。李达老校长慧眼识英才，选拔陶德麟先生为其主要学术助手。《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先生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主持编撰的，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陶德麟教授作为李达先生的主要学术助手为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
陶德麟先生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派”蜚声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他在认识论领域特别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做出了独创性的学术贡献，并且为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批驳“两个凡是”的错误而发表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的论文《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认识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等，从学理上有力批驳了“两个凡是”，为破除思想迷信、澄清理论是非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唯物史观领域，陶德麟先生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哲学反思。他在《求是》杂志发表的论文《“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应当重新解释》，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杂志转载，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陶先生还发表了《道德观念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几个理论问题》等重要文章，出版了《社会稳定论》等重要学术著作（获中国图书奖），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做深入的理论论证。
进入新世纪以来，陶德麟先生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的研究，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的论文《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获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重要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出版学术著作《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等，这些研究成果都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先后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如果说陶德麟先生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批判（以反思苏联教课书体系和批判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唯物史观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哲学反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则体现了陶先生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理论自觉。
深邃的学术眼光
陶德麟先生具有深邃的学术眼光，在他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前沿，引领武汉大学以至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前沿发展方向。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八五”“九五”“十五”规划哲学评议组副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第四届哲学专家组召集人，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他对唯物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的研究等，都体现出其深邃的学术眼光，被我国哲学理论界公认为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
深广的学术胸怀
陶德麟先生具有深广的学术胸怀，他治学严谨、为人坦荡、甘当人梯、提携后学、德高望重。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陶德麟先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蹲过牛棚、当过猪倌、做过炊事员，甚至遭受过错误的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经常是“以德报怨”，关心和帮助“文化大革命”中“整”他的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子女的学习和工作。在学术上，他爱惜人才、甘当人梯、提携后学，受到他关心和帮助既有他的弟子，也有许多校内外人士。我有幸成为陶先生的弟子，在学业与职业选择和发展的重要时刻，都得到过陶先生关心、教诲、指导和无私帮助。
陶德麟先生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深邃的学术眼光、深广的学术胸怀，其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其高尚师德受到学界内外人们的交口称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丰碑上将永远镌刻着陶德麟先生的英名。在武汉大学校庆130周年之际，学习、传承和弘扬李达先生、陶德麟先生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是后辈珞珈马哲人的学术责任和光荣使命。
（来源：《武汉大学报》1605期4版 编辑：相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