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兼原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字弘度，中文系“五老”之刘弘老。他是我国著名词人、古文学家。
名师高徒
刘永济(1887一1966)，湖南新宁人，1887年12月25日生于新宁县金石镇一个书香仕宦之家。弘度幼年在父亲和祖父直接教导下勤读古文史籍，无论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教读二三遍，即朗声成诵，终生不忘。1906年离乡入长沙明德学堂，不久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继续学业。1911年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与吴宓同学。入校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对学校某些措施提出批评而被开除，遂即赴广东海南岛。动员并协助四哥刘滇生（时任琼崖道台）起义。
民国初年刘永济寓居上海，师从近代著名词学家况周颐。朱祖谋研习词学，深得况、朱二师赏识。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刘永济学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苑如“词学研究”在读，深得况朱二师真传，不仅学通诗词曲赋，尤精于词。旅沪数年，名师耳濡目染，古文史学修养精进深化，终成名家。
1917年刘永济回湖南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于教学中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正是才华正茂时，着笔有神助，成绩斐然，所撰《文鉴篇》，刊载《学衡》杂志，对文艺鉴赏颇多精辟剖析，传诵一时。又撰《文学论》讲义，笔贯古今，字里行间充溢精彩独到论评，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多次重版，备受文化教育界瞩目。
精品迭出
刘永济研究涉及中国古典文学之诗词、曲赋及文论领域，他治学谨严，博通精微，着笔居高临下、行文纵横捭阖，研究成果、专著往往引人注目，与国内文史学者多有神交、遐迩相闻。
1928年8月，张学良将军兼任东北大学校长（1928—1937年间），由吴宓（时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即将调任清华国学院主任）举存、张校长聘请刘永济为东北大学国文系教授，东大作为东北最高学府，提倡、鼓励专家教授著书立说，而一贯笔耕不缀的刘弘度研究撰写了中国上中古文学史专著《十四朝文学要略》(上古至隋)，作为高年级专业课程讲义（该书1945年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发行）。此后不久又撰写了以绝句为主的《唐乐府史纲要》，成为当时研究唐代乐府史的唯一专著。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刘永济举家南归，受王世杰校长聘请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1942至1949年兼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来武大不久就着手致力重大课题《文心雕龙》研究，他轻车熟路，效率极高，在武汉大学资料丰富近乎完备的图书馆条件下，孜孜以求，奋笔疾书，写成专著《文心雕龙徵引文录》（上、下卷），书后附引文达530篇，1933年至1935年由武汉大学作为教材予以铅印校内发行。即使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乐山武大，他依然笔耕不缀写成精品专著《文心雕龙校释》，此书乃继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之后又一部“龙学”力作，诸所诠释，皆得刘勰论文原旨。弘度曾语弟子程千帆：“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刘永济《校释》问世后，为学界推崇，精到之论多为“龙学”研究者引用阐发。刘弘老晚年仍致力“龙学”研究，计划编纂《文心雕龙辞典》，写了不少释义卡片，痛惜“文革”祸起而未成。
倡传世作
刘永济对屈赋的研究独树一帜，以其博大精深的古文学底蕴厚积薄发，著有《屈赋通笺》、《笺屈余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合册出版)、遗著《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合册出版)等4种。
刘永济治学既深且博，於唐宋元的韵文研究成果斐然、卓有建树。著有《宋代歌舞戏曲录要》(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及《元人散曲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二书，多发前人之未发。其《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撷取唐宋词精粹，系统介绍唐、五代、宋词主要流派，每篇均有精要注释。其《唐人绝句精华》为晚年辑注，前有引言，评述唐人绝句源流正变及其艺术价值，每首也有简约精到注释。此书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初印37万册，未久即售罄，被列为该年中国畅销书(共十种)之一。其《微睇室说词》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详谕南宋婉约派之词，该书可谓继当代词人陈洵《海绡说词》及陈匪石《宋词举》之後又一部说词的名著。其《宋词声律探源》也是晚年研究词律的专著，详列图谱，论证精密，多所发明，有待出版。其《默谶录》是多年治学的札记，晚年选辑共四卷，亦待出版。刘永济幼承家学、青壮从师蕙风、疆村学词，喜作诗词，终生未废。其诗词创作有《诵帚词》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改名《刘永济词集》)及《云巢诗存》一卷(待出版)。朱光潜曾对其词予以高度的赞美：“谐婉似清真，明快似东坡，冷峭似白石，洗净铅华，深秀在骨。”
刘永济留下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数百万言学术著作，更可贵的是字里行间所透出高尚学术品格。弘度把崇高文化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完全浸注到学术生涯中，始终义不容辞地肩负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使命、坚持将学术事业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加以定位，反对急功近利，提倡传世之作。
刘永济曾担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政协常委。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他从“九一八”事变后直到“文革”那场浩劫，三十五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6年评职定级时，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言“刘永济先生当然是一级，他若评二级那我们只能评四级。”一致通过为国家一级教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以“五老八中”著称，其中五老有：弘老刘永济、博老刘博平、鲁老席鲁思、耀老黄焯、天闵徐老、徐老逝世后由陈登恪递晋“五老”。他们的学生中有出类拔萃的“八中”：程千帆、李格非、刘绶松、胡国瑞、周大璞、李健章、张永安、缪琨（当代词人沈祖棻后来亦列其中）。
“五老八中”是在1950年代的武汉大学中文系鼎盛期，因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居全国高校中文系“前茅”而形成的一个享誉全国学术群体的代称。当时入读中文系的众学子无不以成为“五老八中”弟子而引为自豪，一批人文底蕴深厚的文史学者由此层出不穷。
然而，在1966年“文革”中，一代国学名师刘永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遭受残酷无情批斗，无尽无休，使这位年晋八旬的国学名师痛不欲生。就在新中国十七周年诞辰的第二天（1966年10月2日），深受广大师生敬重、爱戴的刘弘老在屈辱中悄然离开人世。他老伴是家庭妇女，被当作“地主”惨遭斗争，最后于绝望中在家上吊自尽。
就在此前不久（1966年8月25日），李达尸体即将火化，学校当局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接着又宣布：“李达已死”。就这样武汉大学仅有的六位国家一级教授在短短38天有两位相继死于非命，堂堂武大文学院元气大伤。1979年5月武汉大学党委为刘永济平反，弘度先生地下有知，当偕妻子安息于天国矣。
（编辑：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