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著名学者、诗人郭沫若居住过的地方有多处。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就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郭沫若故居。而根据郭沫若自传《洪波曲》中的记载，他在武汉的短暂居所还有：汉口杨森花园、鄱阳街1号、太和街26号。
杨森花园当时是电影制片厂，现为武汉市老干局办公室。太和街26号，即现在的胜利街332-335号，当年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后为民居，此地将要建为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另在1926和1927年的一、二次北伐期间，郭沫若也在武汉居住过。1926年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办事处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中（现中山大道南洋大楼），他的住所也在大楼内。1927年，他再次到武汉，与邓演达一起住在汉口黄陂路的一幢房子里，但具体的细节却没有记载。
在郭沫若停留武汉的所有居所中，他印象最深的，还属武汉大学。他对武汉大学寓所的评价，甚至超出他后来在北京居住多年的原恭王府，以及他在四川乐山出生成长的沙湾老屋。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春日里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武汉大学，访问郭沫若故居。
校园中的樱花已经落尽，而珞珈山脚下的几株晚樱依然怒放，沿着曲曲折折的环山南路，我们挥汗登上珞珈山。远远看到几幢青砖烟囱老虎窗的小楼，掩映在一片新绿盎然的丛林中，从上山的水泥路面，我们转入一条泥土路，路很宽阔，可行汽车，但显然现在已少有人来，路面积了厚厚一层黄叶。踩着落叶寻找到一区20号，这里更是荒无人烟，整个小楼已经无人居住，三层楼的房子如同一位老迈、沧桑的老人，寂寞而怆然地坚守在珞珈山上。
这种状况本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武汉大学对于郭沫若故居在内的这一片老别墅，近年来一直实施“只出不进”的政策，计划全部搬出现有居民之后，对整体再进行修缮和保护。由于多年无人居住，此屋的大门已被从山上倒下的一棵枯死大树堵住，进不去人，但门洞里墙壁上几行字仍可辨认：“一九三八年四月至八月，郭沫若同志在此居住。”
紧挨着的另一个单元，据说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黄琪翔住过的，现在门洞已经被红砖完全封闭，也是不得由其门而入。
武汉大学档案馆的资料这样记载这栋房子：郭沫若故居位于珞珈山东南麓的一区20号。1930年11月开工，1931年9月竣工。建筑面积236平方米，工程造价1.5万元。由汉协盛营造厂中标承建。这是一栋两单元三层砖木结构的教授别墅。
关于房子的历任主人，缺乏资料记载，因为战乱、时局动荡，再加上后来房主流动的频繁，已经无人能说清了。
幸好，还有《洪波曲》为我们详细再现了当时郭沫若居住时的场景：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武汉大学于该年4月西迁，国民政府军委军官训练团的团部设于此地。现在这片山上的老别墅，即当年的18栋，成为训练团的官邸。因为政治部第七处处长范寿康原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得益于他的斡旋，使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得以把张有桐教授的住房顶下来居住了。这住房背山面湖，一共三层，下层有佣人室和厨房，上两层都有客厅、书房、卧室、浴室，还有可以眺望湖光山色的阳台。下山可到东湖游泳，上山就是珞珈山的山顶。
郭沫若故居旁边有一条石阶小路，至今完整保存，武大把它叫做周恩来小路。这条路在郭沫若的回忆中也有记述：“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经过。”
另一位邻居是黄琪翔。郭沫若这样记述两家的位置：“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
从1938年4月至8月，尽管郭沫若在武汉大学仅仅住了4个月，而且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但武大的优美景色、他在这一时期的工作状态，以及他与夫人于立群的甜蜜生活，还有周围的邻居，给郭沫若留下了一生中居所最为满意的回忆：“有这样的湖景，有这样的好邻居，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因此，他也把武汉大学称赞为武汉三镇的“世外桃源”。
今天我们站在珞珈山上的郭沫若故旧前，葱茏的树木依旧，清幽的环境依旧，但因建筑物的增多，已不能像当年那样眺望东湖水了。那些在战争年代风云一时的大人物们，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行渐远。
在故居前面，我们意外地发现一个GPS标识，这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保护管理委员会和国家GP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2004年冬天共同埋设的一个信息点，它意味着郭沫若旧居的准确位置和相关资料已经上了全球卫星系统。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保护管理委员会的李晓红教授介绍，目前武汉大学正在整体规划全面维修老18栋，预计不久之后，郭沫若故居将还以历史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