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羽惊风，渺天涯寄泊，沉哀何地？残夜梦回，还疑醉歌燕市，冰霜暗忆胡沙，怅一霎，红心都死。鸿唳，料征程怕近，长虹孤垒。”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刘永济以《惜秋华·任武汉大学教授》一词对东北失地的怀念，对神州危殆的忧惧，对广大民众飘泊流离、苦难深重的哀惋，深切而痛楚之情都在这首词中得到了真挚的流露，凸现这位充满强烈爱国精神和深刻忧患意识的学者形象。
刘永济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尽管都做过官，却一直保持读书人家风，他从小培养了对于文学、学术的爱好，1907年和陈寅恪在上海复旦公学一起毕业，19岁离开家乡，经过在长沙、上海等地的学习后，1910年考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在各省招收限额学生，考试选拔极为严格，这似乎预示着刘永济求学生涯的下一站已经在美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时刘永济24岁，是一位热血青年，他从清华只身南下海南岛。他的哥哥刘滇生先生是同盟会会员，当时是琼崖道台，清兵统领，在弟弟刘永济的劝说和协助之下琼崖道独立了，为推翻清政府做出了贡献。民国成立后刘永济回到上海，结识了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从此走上了研究诗词的道路,也开始了他一生对学术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刘永济用诗词记述着逃避日寇背井离乡的凄苦，记述着民族的仇恨，也记述着对新中国诞生的无限喜悦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深情厚意。
1928 年，刘永济在东北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野心开始暴露，他经常慷慨激昂地向学生宣讲民族大义，让学生们懂得保卫祖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东北大学学生组成了抗日学生军，学生军的一位负责人是中文系的苗可秀，请刘先生为他们作一支军歌，他很爽快答应，写了一首《满江红》，他是想到了宋代岳飞的那一首《满江红》，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刘先生写的《满江红》也和岳飞的军歌一样，唤起人们的爱国激情。
随后，刘永济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面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他悲愤而忧伤。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人民处在敌伪统治之下， 物质精神饱受磨难， 而国统区的贪官污吏土蔽劣绅却剥削压迫， 花天酒地， 无恶不作。这些现象使这位正直的学者心情十分激动， “闻道锦江成渭水， 花光红似长安。铜驼空自泣秋烟，绮罗兴废外， 歌酒死生间。野哭千家肠已断， 虫沙犹望生还。金汤何计觅泥丸，西南容有地， 东北更无天。”这些词无一不发自刘永济的肺腑，渗透了对山河破缺的悲痛，抒发了当时师生共同的感情。
抗日战争期间， 刘永济跟随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并任文学院院长， 于艰难之中惨淡经营学校。刘永济对于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于人民的责任感，对真理的探求精神，却丝毫没有减弱。他洁身自好， 决不同流合污， 尤其注重民族气节。“爱国高于一切，其他无所萦怀”的精神，凝聚着以刘永济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全部理想与追求。1943年，一位朋友，也是学校当时的负责人劝他加入国民党，他写了一首《菩萨蛮》，很婉转地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加入国民党。
刘永济品行高洁，刚正不阿，且学术造诣十分深厚。“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多闻缺疑， 慎言其余” ， 这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刘永济正是这样身体力行。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创作， 反复加以修改的。蝇头细字， 稿本天地头批得满满的， 他对于学术界一些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恶劣作风深为不满。他的学术研究不仅范围广， 跨度大， 而且态度严谨， 求真务实， 成就卓著，堪称一代宗师。50 年学术生涯辛勤耕耘， 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乃至群经诸子、名物制度、版本校勘等领域，上古至明清，上下几千年中国文学史各个发展阶段都留下了探幽赜微的真知灼见。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厚积薄发，言简意赅，经过多年打磨完成的。《文心雕龙校释》被称为二十世纪“龙学”研究四大基石之一；《屈赋通笺》则“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唐乐府史纲要》被誉为是迄今为止我国研究唐代乐府历史的唯一专著；他的《词论》对以往词话进行严谨的去粗取精，并加以论释、按语，阐明己见，新意迭出。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小说、诗词、唐宋戏剧、古代文字音韵等，治中国传统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有一点特别可贵：希望打通中西。他研究中国文学并不拘泥于中国文学，同时也关注国外的文学发展。
刘永济终身服膺屈原，研究屈赋，创获甚多，其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所推重，他耗费毕生精力完成《屈赋通笺》， 对屈原的《离骚》《九辨》《九歌》《天问》及《九章》中的《惜诵》等五篇，从解题、正字、审音、通训、评文多方面作了深入研究。据他的学生金绍先回忆，刘永济在武汉大学讲屈赋时，总是以一种富于诗人气质的激情，一再赞颂屈原人格之伟大崇高，赞颂他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生命殉于宗邦的圣洁情操。楚辞研究是刘永济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楚辞学泰斗。他的楚辞研究有一个特殊的背景，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非常深刻，刘先生的楚辞研究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包括《屈赋通笺》《屈赋音注详解》《笺屈余义》等，他本来是准备写一个《屈赋学》第五种，在这方面倾注了自己毕生精力。他研究楚辞和一般人有所不同，是把屈原当做忧国忧民、希望拯救自己的国家于危难这样一个辞赋家来研究的，在《屈赋通笺》《屈赋音注详解》之中，刘先生总是强调伟大的人格，总是强调为了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
刘永济是一位生长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既不愿求官逐利， 又不能驰骋疆场， 满腔悲愤只能用诗词来抒发。他的诗词创作有独到功力，尤其是他的词， 直接师承于清末词学巨子朱祖谋、况周颐， 而又兼得婉约、豪放之长，为现代可数的几大词家之一。著名学者朱光潜曾在他的词集上题词称道：“谐婉似清真，明快似东坡，冷峭似白石。洗净铅华，深秀在骨。是犹永嘉之末，闻正始之音也。”刘永济治学严谨，到了晚年更是爱惜光阴， 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工作， 午餐后睡一觉， 又工作到夜深。他说：“ 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是恐怕‘所为不及所欲为’。”一直到最后， 刘永济还以没有完成《屈赋学》的第五种和《文心雕龙辞典》为憾。他教育学生既严格又充满热情，他认为从事科学研究， 必须具有尽可能详细占有资料和深刻理解这些资料的谨严学风。学生写的读书笔记，他都详加批阅， 连错别字也一一改正；即使卧病， 到了该上课的时候， 他仍然躺在藤椅上照常讲授， 同样坚持批阅学生作业。
刘永济耄耋之年仍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上课，批改词作和读书笔记，传授治学方法，还为本科生讲授唐五代两宋词课。《微睇室说词》是他晚年为中文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上课讲解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讲稿，吴文英的词被称为“梦窗词”，在词坛历来号称难懂，很难理解，而刘永济有感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需要读懂这些作品，于是加以详解分析。据他晚年带的词学研究生马昌松回忆，刘永济为了使学生弄清楚俗传诗律中“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这两句话的来历和是非， 除了要学生阅读有关材料外， 还要求图书馆设法从外地借来只在《三续百川学海》这部丛书当中才有的《阳关三叠图谱》给学生阅读， 并且教导他们阅读。他对待学生、对待学术可谓呕心沥血， 死而后已。
1917 年刘永济应师长之邀回长沙明德中学执教，时达10 年；1928年应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2 年起任武汉大学教授至1966 年溘然长逝，长达34 年。50 多年从教生涯，刘永济从青年学者走向国学大师，他的一生始终有一条贯穿终身的红线，那就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是探求真理的一生，他颠沛流离于国难当头之际，历尽辛酸。对于刘永济来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是压倒一切的要求，个人事业的成败、思想自由的有无，均在所不惜。其爱国之至，虽九死而犹未悔。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04期 编辑：张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