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高龄杨祖陶教授仍在潜心翻译黑格尔的《耶拿逻辑》，他说这是他的恩师贺麟先生1978年芜湖会议期间亲自赐书并嘱咐他翻译的，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提上日程，心里不安。他最近又找出翻译难度很大的原书和早先的部分译稿，坐在书桌旁重操旧业，戏言能否完成先师重托，还要看上帝的安排，只要活一天，就力求在求真的前提下求畅达，以不负恩师生前重托。《哲学研究》杂志今年第2期刚刚发表了他的学术论文《黑格尔<耶拿逻辑>初探》。杨先生不事张扬，低调做人，甘坐冷板凳，60年如一日。他说他活着只有三件事，那就是哲学研究、哲学翻译与哲学教育工作。他以哲学为生，念兹在兹，哲学就是他的生命。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几代校友都曾如醉如痴地听过杨先生讲《西方哲学史》。1980至1990年代，先生又多次为研究生开出极有深度的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纯粹理性批判》乃至“三大批判”导读、哲学史方法论等课程。先生备课十分认真，每次讲课内容铭刻于心，所以他从不拿讲稿，几张卡片放在讲台上也不看。只要一上讲台，他立即精神百倍，滔滔不绝地讲一整堂，声音不大，但清晰通贯，逻辑严密，座无虚席的一两百人的教室或30多人的研究生教室，掉下一根针都会听得清清楚楚。晦涩的康德、黑格尔哲学被先生条分缕析，娓娓道来，竟那样有趣。他与同学们沉浸在哲学推理与哲学史的论辩中，一同享受理论的愉悦！一次校庆日，校友们聊起来津津有味，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杨先生认为，当老师第一要务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服务，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让哲学走进学生心里，把教书育人放在首位。他非常投入哲学教学，把很多时间与精力奉献给学生，无私地带学生，为往圣继绝学。
杨先生的新作《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集回忆录与学术论文为一身的著作，凝结先生大半辈子心血，是先生学术与人生的真实写照。本书最值得重视的是学术回顾部分，先生讲自己是如何思考，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出成果来的。我们认为，对于学术界来说，特别是对于中青年学者来说，这甚至比某些成果本身更具启示意义。
《回眸》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学求学”，我们可以体会先生的心路历程。先生回忆从中学到大学的读书时光。先生有幸成为西南联大招收的最后一届学生，以后三校分离，先生去了北京大学。这段读书时光虽然艰苦异常，但又是美好而充实的。在联大，先生见到他所景仰的汤用彤先生，之后与汤家结下不解之缘。1950年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先生留校执教，之后又被调到武汉大学。也就是从1959年到武大时起，先生确立了以德国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志业的方向。先生这一时期工作始终遵循贺麟先生倡导的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原则，愣是在极其艰苦、一家老小肚子不饱的三年困难时期打开局面，站稳了脚跟。
在武汉大学的教学生涯，先生形成了他极富哲学思辨力的哲学史方法论的原则，即“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考察对象由内在矛盾引起的自身运动，不放过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直到真正把握到所考察的对象的自己运动的辩证逻辑过程。” 也就是通过辩证逻辑的方法，发现哲学史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规律。先生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及其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的分析，得出如下几点具体的方法论上的结论，这也可以说是先生哲学方法论原则的具体应用：其一，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能脱离历史与时代，它总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逻辑过程。其二，哲学思想的规律性是内在的、隐藏的，必须去其偶然材料，得其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其内在的逻辑线索，之后反过来用这一逻辑线索去统摄那些偶然的材料使其纳入一个被理解的系统中。这种分析就涉及到康德所说的规范性的判断力与反思性的判断力。规范性的判断力是把特殊归摄于某一普遍规律之下的能力；而反思性的判断力是从特殊中寻求普遍规律的能力。先生把康德关于两种判断力的思想自觉地运用到他的哲学研究当中，可谓深得康德哲学思想真谛。其三，先生强调，学者必须有一个高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与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阐释。其四，除哲学思想自身的逻辑线索外，一个时代的哲学总是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且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制约。先生关于方法论的总结对哲学与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一部分，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先生严谨的治学原则。这一原则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必得其真，务求其新”八字箴言，这在先生的书中反复提到，可见其重视程度绝非一般。先生恪守学术节操，其治学精神难能可贵，用先生的话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要对得起自己，二是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凭着这样的治学态度，先生的学术探究备尝艰辛，他总是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几倍的努力，以此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新。这真是一种披沙沥金式的艰难的学术创新工作。而只有这样出来的成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先生的治学原则与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后学继续学习与发扬。
第二部分“译事回眸”记述了先生跟随冯至先生学习德语及在贺麟、洪谦先生指导下参加《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翻译诸往事。由于平时下了很大功夫与深厚的学术积累，先生主导了合译康德“三大批判”工作，百多万字“三大批判”新译经历了夜以继日的七个寒暑。紧接着，先生从77岁起开始独立翻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三年而毕。以上两大译事期间，先生曾经历病痛折磨与住院治疗。他从不放过一个细节，有时为了一个术语或语词而对照几种文字，反复思量，翻来覆去，无法消停。先生精心修改后，把《精神哲学》“全部译文端端正正地誊写了一遍，共用了四百字的大稿纸900余张，消耗圆珠笔30余支。”康德“三大批判”的译出与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并先后出版，是我国哲学界的盛事，在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把先生的翻译事业放在百多年“西方哲学东渐”这一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这一意义会显得更加突出，这绝非虚言。因为明了康德、黑格尔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地位就会更加有感于他们名著的翻译对中国哲学界的意义之所在。
在这组回忆文章中，《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是一篇值得我们回味的文章。康德“三大批判”翻译是在先生作为第一译者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的基础上完成的。在“三大批判”全译中，先生为提携后学，宁愿自己舍弃译者署名，而甘做一个“校者”。正如《判断力批判》中译者序中所说：“杨先生在初稿上用极细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所用的时间还多得多。”有的年轻人不理解翻译中“校”的份量，以为只是平时文稿的“校对”。在本书中，杨先生说：“这一百余万字的巨大工程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我精心的思索、审视与修正的……这岂是一个‘校’字了得？”好在先生一向不计个人名利，一心扶持后学，也正是先生这种虚怀若谷、淡泊明志的精神使我们愈发感受到先生人格的力量。德高望重的黄枬森先生在《回眸》序言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第三部分“随笔漫议”。先生深切缅怀恩师汤用彤、贺麟先生当年的教诲与提携，回忆与学长汪子嵩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并真诚地祝贺汪子嵩先生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圆满完成。先生深情怀念他的同窗至友罗荣渠先生与“老搭档”陈修斋先生、萧萐父先生，春风依旧，而斯人已去。“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种经过风霜考验的友情更加弥足珍贵。先生为他的诸位学生作的序也见证了他的循循善诱与师生间教学相长的过程。读先生回忆自己“第一邂逅”及与家人同游庐山的文字，使人感到温馨与浪漫。一次笔者与先生交谈，先生谈到他的母亲，几度哽咽。先生是在亲情、爱情、师生情滋润下成长的。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受人之恩，不敢忘焉，而必图所以报之，是人类之美德也……吾人乌能不日日铭感其恩，而图所以报答之乎？人苟不容心于此，则虽谓其等于禽兽可也。”如王国维先生一样，杨先生始终常怀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恻隐之心。
第四部分“论著提要” ，精选10篇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学术论文，以强化作者的学术探索历程，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是先生之德国哲学研究，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力作，是先生两大本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浓缩与精华。先生的两大部专著代表着先生学术生涯走向的一个制高点，是后辈学者研究德国哲学不可绕过的一座高峰。这部分内容既可以当做后学进入德国哲学研究的门径，又是后学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先生做学问，写论文、著作或做翻译，字斟句酌，惜墨如金，再三推敲，数易其稿，一丝不苟，扎实严谨。
开篇论文《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可以说是先生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浓缩版。先生在掌握第一手丰富资料的前提下，运用辩证逻辑即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系统考察了自康德至黑格尔这一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认为这一阶段的哲学呈现出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是人类哲学思维自身的内在矛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呈现。因此，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是“现实的历史进程之辩证逻辑的再现”。以思维与存在这一对本质矛盾为内在线索，先生研讨了德国古典哲学历史发展所呈现的五个层次及其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作了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理论分析。在这样宏阔的哲学背景下条分缕析地进行演绎推理，充分显示了先生超强的驾驭哲学素材与进行繁复哲学思辨的能力。《德国近代哲学中的理性哲学与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一文是先生开阔自己研究视野的一次新探索。先生通过探讨这两大思潮的发展演变及其内在规律，有效地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联系。通过系统的论证，先生认为以黑格尔和叔本华所分别代表的理性哲学与意志哲学都来自同一个母体——康德哲学，且经过了同一个发展阶段——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是先生针砭时弊的一篇文章。有感于当下学界浮躁虚夸的学风，先生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所显示的思想有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它既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又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活水源头，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和理论来源。因此，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不容忽视。先生还首次总结了源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先生在治学过程中也一直在践行着这两种精神。《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是先生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众所周知，范畴先验演绎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部分，这一点康德自己也承认。这部分是通向康德哲学“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钥匙，只有把这部分搞通了才能真正进入康德批判哲学的大厦。这篇文章，先生用力颇深，读者可详参之。在关于黑格尔的几篇论文中，《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是一篇精深的文章，其水平可以与国际德国哲学学界的研究水平相比肩，曾受到过德国著名学者和同行施米特、格罗伊等人赞誉。在本部分最后一篇文章《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中，先生考察了现实中国存在的三个哲学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传统、近百年来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他指出，这三个传统都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才能得到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即“事实”问题、“价值取向”问题和“创新”问题，并展望21世纪将是中国的哲学发展趋向“百家争鸣”的时代。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一世纪，我们确实在经历着这种变化，我们期待着各种哲学传统间对话交流越来越深化。而要这样做，首先要尊重不同的传统。杨先生倡导同情的理解并尊重中华文化与中国哲学精神，批评自以为是、断章取义、无知妄说的流俗之风。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校训，先生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一品格。掩卷凝思，晚生不妨套用并略改《晋书》话曰：“先生潜光汉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禀德真粹，立操高洁，哲学精深，含章内奥，安贫乐道，老而弥坚”。“潜光含章，刚毅坚卓”，这不仅仅是先生为学的写照，也是先生为人的最好概括。他是一位睿智的、理性的哲人，不思考或很少思考纯哲学理论之外的事情。他又有着儒家“猛志固常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任道弘毅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哲学事业自强不息、奋斗不止；他还有着道家的品格，身体上、容颜上，自然流露着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独善其身、清虚自守、白首松云、胸怀洒落、超然物外、恬淡怡乐的神韵情采。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先生虽然现在已卓然成家，但对自己过去的老师汤用彤、贺麟、洪谦、郑昕、金岳霖等先生依然保持着一种由衷的崇敬，始终对这些老师满怀深深的感激之情。而他自己也是倾其所有，从来都是无保留地、不遗余力地提携、帮助后学。从本书所附的他的五位博士弟子的文章中，我们可知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薪火相传，延续了下来。
一位网友说，杨先生的德国哲学研究可谓“实大于名”，诚哉斯言！在这个充满诱惑，名大于实，追名逐利的喧嚣时代，还有这样一位哲学智慧过人、朴实无华的老人默默地坚守着对学术的那份真诚与执着，这正如先生自己所言：“值得告慰我的恩师们的是，我的为学的道路与求学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不论风云变幻，不管险阻艰难，我始终以恩师们的风范为精神力量，几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学的道路上，特立独行，但求心安。” 先生的为人与为学不愧为一个老“联大人”的风范，他身上透出的风骨，足以立懦廉顽，激励后学。纸上的学问固然重要，但那种在生活中所透露的卓尔不群与在生命深处所体现的伟大的奉献精神与人格操守，更是学问本身的魅力所在。他捍卫着学问尊严、人格尊严与民族尊严。八十四年，先生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孜孜矻矻，埋头耕耘，敬业乐群，修身增德；蓦然回首，一切皆化作“一首无言的歌”。这就是中国文化称道的“人师”！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27期 编辑：田业胜 张海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