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为庆祝建党90周年，结合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武汉大学报和武汉大学新闻网隆重推出“寻找珞珈红色记忆”系列专题报道，分“引领思潮”、“民族救亡”、“科学报国”三个篇章，重新解读校内革命遗址遗迹，再现革命场景和记忆，深入发掘武汉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与历史贡献，彰显武汉大学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进一步激发广大师生爱党、爱国和爱校情怀。
打开武汉大学主页，点击“学校简介”，其中一段话让人充满历史的遐想——
“回眸过去，筚路蓝缕，励精图治，玉汝于成。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罗荣桓曾在这里指点江山；辜鸿铭、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叶圣陶、李达等曾在这里激扬文字。一百多年来，武汉大学汇集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众多的精彩华章，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大学精神。”
一年复一年，珞珈山安静地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兴衰与更替，激流与变革。徜徉在四月安静祥和的珞珈山下，遥想当年风起云涌的新思潮，我们这些武大学子不禁热血沸腾。曾经活跃在这里的革命的播火者，让马克思主义的清新之风吹入神州大地，让希望的火苗孕育勃发。忆往昔，革命的星星之火是怎样发源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寻访校史、党史专家，寻觅这段珍贵历史。
历史镜头退回到“国步艰难、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清末年间。甲午惨败后，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清政府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由于张之洞的提倡，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自强学堂（1902年改名方言学堂）成为派出学生去日本、欧美留学的重要学府之一。从自强学堂、方言学堂走出来的留学生怀着赤诚爱国之心，为革命奔走呼号、前赴后继，学堂毕业生中有30多人成为辛亥革命志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埋葬。伴随政治革命而来的，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变革。1913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作出一系列具有革命和进步意义的重要变革。民国初年，因师范人才的急需，决定全国划为六个学区，每区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武昌高师的地理位置十分理想，其校歌歌词曰：“乾坤清旷，师儒道光，国学建武昌。镜湖枕麓，屏城衬江，灵秀萃诸方。东西南朔，多士跄跄，教学益相彰。朴诚有勇，陶铸一堂，学盛国斯强。”
作为辛亥首义之地，拥有“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城市精神，再到“九省通衢”、“内陆商都”的历史美誉，武汉的革命氛围浓烈，开风气之先。加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人运动的兴起，都给武昌高师以深刻的影响。一批怀有进步思想的师生在这人杰地灵之地汇聚，他们高擎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率先在一片荒原中披荆斩棘地开拓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新道路，让思想冲破禁锢的牢笼，引领着社会进步的思潮。
日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渠道之一。蔡元培曾在《社会主义史序》中提到：“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当时的武昌高师，有很多留日归来的老师，武昌高师三任校长：张渲、谈锡恩、张继煦，都曾留学东洋。学校档案馆原馆长徐正榜告诉我们，当时就职武大的李汉俊是早期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重要人物。
工科毕业的李汉俊学识渊博，除精通日语外，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德文尤其流利。留学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深受其影响。李汉俊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其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其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五四运动前后，李汉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与董必武等人相交，向他们介绍十月革命，并将日文版进步杂志给他们传看。董必武阅后“深以为然”，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董必武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0年，李汉俊与陈独秀发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于次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初，李汉俊来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次年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他主讲过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课目，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位把唯物史观列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教授。他充满新思想、新学说的课程吸引了不少进步青年，连社会上的革命者刘子通、夏之栩、徐全直、李伯刚等都去旁听过。在李汉俊的影响下，一些青年学生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英勇牺牲的任开国烈士就是历史社会学系的学生。此外，李汉俊并未把自己禁锢在三尺讲台上，而是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1923年春，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爆发。武昌高师的师生闻讯后，在李汉俊、陈潭秋的领导下，组织全校师生发表宣言和通电，声援工人罢工，谴责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并选派学生代表带着精心制作的旗匾，冒着生命危险慰问受伤的工人同志。李汉俊还带领武昌高师四名学生和陈潭秋、林育南、施洋等，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时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主讲公民学的耿丹也是思想进步的新聘教师。李汉俊来到武昌高师后，耿丹很快与之结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耿丹参加了由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常学习有关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听取李汉俊讲唯物史观，针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22年，耿丹支持武昌高师学运，首开女禁，同年在武昌高师组织学生成立了武汉地区第一个学生自治会。
陈潭秋是最早在武昌高师活动的共产党员，也是武汉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之一。1915年，陈潭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期，陈潭秋带领武昌高师同学，上街游行、演讲，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在之后赴上海交流学生运动经验时，结识董必武、李汉俊等。在李汉俊和陈潭秋的影响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小学的钱亦石、江子麟、张朗轩、何定杰等进步教员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新思想。《向导》、《新青年》等革命进步书刊在武昌高师广泛流传。
关于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武汉大学，还有一个必须要提的重要人物——李达。1927年，李达应李汉俊的邀请，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解放后，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前后长达13年，是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虽然李达在早期并未来到珞珈山进行思想播种，然而，他之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传播却贯穿了其一生。从早期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到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再到建国后主要担任党的教育工作，李达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
通过对史料的搜寻和了解，近百年前的清新之风扑面袭来，引人深思。时代的变更就如同时节的更替让人无法阻挡，而顺应历史的潮流才是社会进步的加速剂！革命的播火者率先抓住了这个动荡时代的脉搏。星星之火，在珞珈山下终于燃烧，并与全国其他各地的火种汇合起来，形成燎原之势。
党史研究专家、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罗永宽这样认为：“武汉大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汉俊、陈潭秋、李达等革命先驱通过译介、讲授、宣传和研究，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使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并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人才和教育。大学是先进文化的高地，武汉大学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当之无愧地成为进步思潮的辐射源。
注：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武昌东厂口办学，文中“珞珈山”指代各个时期的武汉大学。
（“寻找珞珈红色记忆”之一）
（编辑：田业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