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延安女大新来了一名14岁的“小学生”，她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上海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的侄女赵施光。因为日本飞机的轰炸，这个眼睛大大、面黄肌瘦的小姑娘在不久前失去自己的小妹，她瞒着父母步行300里来到延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上前线。”
小姑娘赵施光稍大一点的时候，改名赵萌兰，考上武汉大学数学系。当时正值武汉大学校内党组织遭到破坏之后，她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在校内秘密开展起了青年民主学运工作。从四川乐山到武昌，赵施光们经历了无数次与敌特打交道时暗涛汹涌的风险，经历了珞珈山下的“六一惨案”。今天，赵施光已经86岁，满头白发苍苍。1987年从武汉大学数学学院离休后，她跟老伴一直住在珞珈山上一间普通的教工宿舍里。一个夏日午后，她向记者讲述了60年前那段红色岁月，半个世纪前那段艰难惊险但轰轰烈烈的时光仿佛从头来过。
14岁，步行300里到延安
赵施光生于1925年，原名赵光权。父亲是修电话线路的电讯工程师。12岁之前，她跟父母一直生活在西湖边上的杭州，并在那里读完了小学。日子如此平静，她甚至不知道1927年在上海牺牲的那个工人运动的领袖、曾与周恩来一起建立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人赵世炎就是自己的叔父。
1949年赵施光在南京留影
随着抗战的爆发，平静的日子开始逐渐被打破。为躲避战火，在上海“八一三事件”前两天，一家人从杭州坐船回到老家四川投奔伯父，赵施光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个从小被家人保护得好好的小女孩可能一辈子将与革命的洪流无缘。
课余谈社成员合影（一排左四为王尔杰，二排左三为赵施光）
“我初中毕业前一年冬天，父亲因为工作需要去贵阳，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住在成都。”赵施光说，就是在那一年，妈妈跟妹妹去贵阳看望父亲时，遇到了日机轰炸，小妹妹被炸死，妈妈受伤。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赵施光，14岁的小姑娘心中充满了对日本人的仇恨。“我要上前线去！”在听说了姑妈赵世兰讲述了叔父赵世炎的故事之后，尚还不了解何为革命的赵施光开始有了革命的冲动。
“六一惨案”50周年纪念展
1939年8月，在堂兄的带领下，赵施光瞒着父母，偷偷离家来到陕西宜川，参加了民族革命大学举办的前锋剧团。她到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刚到剧团时候的照片，发黄的照片里，14岁的小女孩似乎浑然不觉自己蓬头垢面，淡抿嘴唇，眉毛紧锁，仿佛带着无法言说的忧伤和恨意。
因为当时的剧团奇缺女演员，14岁的赵施光也被拉上了舞台。她跟其他两个来到山西追随革命的年轻女孩一起开始了革命宣传表演。“我记得演过夏衍的剧本《一年间》。我演一个家庭女教师，要拿着报纸念一段台词，结果因为太紧张，上了台才发现没拿道具，只好又下台来拿。”说起这些久远但并不模糊的故事时，赵施光微微含笑，仿佛回到了当年那个稚嫩青涩的少女时代。
3个月后，堂兄拜托两名革命青年带着赵施光步行去延安。这一路近300里， “中途还遇到了狼。”因为年纪小走不快，每天赶路的过程中，两名原本不熟的年轻人都要不时停下来等她。后来实在看她走不动，就跟赵施光说定一个见面的村子碰头。结果等赵施光赶到约会地点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进入村子前，天色还没有黑定，赵施光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山坡上，一匹狼正飞快地追赶一头牛。
到达延安后，赵施光去见了叔父曾经的战友王若飞等人，并在周扬的介绍下，进入到延安女大继续学习。
“叔父赵世炎笔名施英，不知道周扬是不是以为那个是他的本名，所以他给我改了施光。”
扮演一对夫妻的小女儿
1939年的延安条件异常艰苦。美国作家斯诺在他的《中国见闻录》中这样描述：“女大学员60%以上年龄19-20岁……当时女大秘书长郭靖介绍：女大开办费1万元（包括挖窑洞供宿舍、教室使用、用设备等），每月经费3000元，教师10人，每人每月津贴5元，学员每天菜金4分。计算起来，每个学员约花费7.5元，折合当时美金4角。”
在女大的窑洞前，赵施光学习了一年的时间，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在油灯下讨论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7岁的朱枫教我认音乐简谱，18岁的张昕给我讲革命气节的故事。以后我去白区工作，常想起她的话。”对于那么久以前的那些老友的名字，赵施光记忆犹新，仿佛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一直没有远去过。
1940年12月，因为体弱多病，赵施光被组织上派往延安唯一的试验农场——城南光华农场，这里有国际友人赠送的40头荷兰奶牛，所产牛奶主要供应给中央领导、伤病员和一些缺奶的婴儿。赵施光的工作很简单，每天登记牛奶产量和分配数量。偶尔的时候，作为一名“小知识分子”，她也给农场总务处的同志们上文化课。“那时候，在延安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所喝的牛奶都是光华农场供应的，我手头上还有领导们的地址和分配数量表，当然，那些也都是机密。”
由于身体一直不好，第二年9月的时候，趁着延安派遣一批干部回大后方的机会，赵施光随车一起去后方治病和学习。“我扮成是一对夫妻的小女儿，取名大宝。”赵施光说，12天后，车队到了重庆红岩村，顶着一头自己剪出来斑秃一样男孩子气乱发的她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看到她的发型实在太不成样子，周恩来和邓颖超命令她先在红岩村休息三个月，参加等待分配工作的小组学习。
1942年初，赵施光改名赵萌兰，插班进入几名清华毕业生在成都兴办的清华中学，直接读高二下学期。这一年半的高中时间内，赵施光学得非常认真，很快赶上了功课，到第二年参加联合统考时，她考上了武汉大学数学系。
“武大学运核心组”开展地下工作
1943年秋，赵施光来到内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跟一群热血沸腾、期待革命的年轻人在大渡河和岷江交汇处相识，相知，当时正值武汉大学进步力量遭到国民党敌特分子的破坏。当时南方局在白区根据“隐蔽精干”的十六字方针，决定暂停发展党员，直到抗战胜利。因此，校内没有党组织，个别党员和民先队员只能私下组织进步社团，研究革命理论。校内有个秘密小组，讨论组织和宣传工作。因为曾去过延安，又是烈士子弟，赵施光刚进校不久就被吸纳进入秘密小组。第二年，她跟另外几名同学一起，在理工学院的同学中组织起“课余谈社”，跟文科的文谈社、海燕社、风雨谈社等社团一起，作为乐山武大的重要学生社团，宣传和组织民主学运。
“当时学生社团的主要成员名单都要上报学校训导处，由国民党教育部管理。武大训导处主任是辛亥老人赵师梅，他很保护学生。有一次教育部来电，说有学生行为不轨，他直接回电说绝无此事。”为了不让赵施光在延安学习的经历曝光，学生们在上报课余谈社主要成员名单时，特意删去了她的名字。
这些进步社团的学生将武大的红色血脉保存了下来，之后，中共南方局在武大组织起秘密的党的外围“武大学运核心组”，赵施光也在其中。
1946年暑假，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昌前，赵施光和同学王尔杰在成都由川康特委王煜介绍入党，无候补期。“当时只要一个介绍人就能入党，但在入党前，王煜给我们光讲党章就讲了三个上午。”
随后，赵施光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辗转前往南京找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转党组织关系。“当时钱瑛跟我说，到了武汉会有人找我，接头暗号是‘王煜’两个字。”
1946年10月新学年开学时，武汉大学的民主学运已经由进步社团发展到全校性的活动。这一学年，在校级核心小组王尔杰和赵施光、夏玉亭商量，决定组织进步社团联席会，帮助学生自治会领导运动。这一年，武大“核心小组”的校级5人成员中，赵施光和王尔杰是新党员，却迟迟不见有人来接党组织关系，暗自着急的赵施光找了老校友打听，寻找线索，当时也没有结果。“后来才知道，抗战期间武汉的党组织曾经中断，1946年南方局派遣曾惇来武汉筹建党组织，1948年地下湖北省委才成立。”
武大“六一惨案”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大游行，国民党军队出动了军队阻挡，酿成“5·20惨案”。消息传出后，武大学生决定组织罢课游行进行声援。
“我们是5月23号进行的游行，当时没有长江大桥，我们走到江边时，国民党把轮渡停了，不让我们过江。我们就跑到彭刘杨路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去请愿。”学生们来势汹汹，偌大一个省政府大院迅速跑得一个人不剩，愤怒的学生于是在墙上画满了标语漫画反饥饿反内战，“当时武汉市民传说武大学生中大半是共产党员。”
武大学生响应华北学联关于举行“六二”大游行的号召，每个社团作了各种准备，连夜制作了很多小旗子，并于5月31日召开反内战晚会，演出反对抓壮丁的短剧。国民党反动派恐慌了，为了扼杀这场即将举行的全国性的反内战游行，6月1日凌晨3时，武汉当局调集全副美式装备的军、警、宪、特1000余人突然闯入武汉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宿舍大肆搜捕进步学生。“他们抓了5个教授，夏玉亭等同学抓上车后，被其他同学冲上去拉了下来。”国民党军警们不知道哪里弄来了一份黑名单，王尔杰名列其中，“还好他够机灵，躲到别的宿舍逃过一劫。”
跟赵施光同一个宿舍的女生宿舍学生会主席王云从也在国民党抓捕范围之列。“他们把她揪出来，从三楼一直推下一楼，有学生看见了就跑到各个宿舍去叫人，大家挡在楼梯口不让军警带她走。”
抓捕一直持续到6点，天快亮了，无法忍受的男生们从樱园老斋舍的宿舍冲下来，一起涌向捕人的汽车。汽车很快被一百多学生围住，司机被强行拉下，车玻璃和方向盘被砸，车底的油路、电路也被破坏。“当时我们湖滨的女生宿舍这边正在跟军警僵持抢王云从，突然听到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怕事情闹大了，这边的军警很快撤了。”
事后赵施光才知道，当时，遍布宿舍周围的军警一起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枪杀3人，重伤3人，轻伤16人，逮捕师生员工22人。当天王尔杰与张继达等商量，成立惨案处理委员会，提出了战斗口号，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立了灵堂，
时至今日，樱园老斋舍前的石阶上，仍留有红色印迹鲜红如血，那是在当年死难学生流下的血迹处专门按血迹原状铺成的红色，以示铭记。
“后来我才知道，5月30号，国民党又出了个黑名单，我的名字就在那个上面。估计六一那天事发突然，这份名单还没来得及报上去，所以我不在搜捕之列。”
赵施光因此逃过一劫。
与组织“接头”
“六一惨案”发生后，赵施光更加急于找到党组织。正在这时，一位年纪比她略长的年轻女性来校园找她，说是一名进步学生介绍来的。这名妇女谈到了处理“六一事件”的口号，并建议暴露了的学生要赶快撤离。“她没有说出约定的接头暗号，不是党的关系。现在回忆起来，来的是曾惇的夫人王一南。”
又过了十几天，一位30岁左右的青年又来找赵施光，也说是进步学生介绍来的。听说校内正在讨论是否停止罢课，他表示，学生伤亡造成国民党很被动，建议罢课进行下去，“正好是考试的时间，所以当年只有毕业班的学生举行了考试。”
因为青年临走时约好了端午节再来碰头，那天正好是6月23日，学生们准备抬着死难学生的遗体举行抬棺游行，赵施光通知王尔杰不要参加游行，等着组织上正式接头。
这一次接头前，曾惇去了上海，找到了钱瑛汇报工作，这才拿到了赵王两人的党组织关系。“来接头的是陈克东，当时学生大都出去游行了，学校里剩我跟王尔杰，我们是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委在武大找到的第一批两名党员。”
7月初，赵施光从武大毕业。组织上同意她离开武汉，先后被派往昆山、南京、无锡等地从事继续进行学生工作。王尔杰留在了武汉，并很快发展起第一批新党员，建立起抗战后武大第一个党支部。民主学生运动为党组织的重建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1948年以后，党组织迅速发展，解放时，已是武汉市最大的总支，有80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赵施光被调往大连大学教数学，其后又到苏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部继续学习。1957年的春天，这个在武汉大学成长起来的小姑娘再次回到了母校，这一次，她的身份是数学系老师，直到1987年离休。 解放后，王尔杰（王一平）调去西安任教，曾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著有电讯方面专著六卷。今年4月11日病逝于西安。现在，赵施光已经86岁，虽然思维清晰，记忆力良好，但身体已大不如前，最近一年，因为视力下降得太厉害，连她离休后最爱的书法和国画都没办法常常练习了。只有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段艰难里火热的青春，如同浓黑的墨色中鲜亮的一笔，常常能照亮回忆。
（“寻找珞珈红色记忆”征文选登）
（编辑：杨欣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