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铜
回忆，似空谷足音，似天上闲云野鹤。然而，记忆里那些特别深刻的物事，却又总是在肚肠里兜兜转转，放不下，推不开。人生心态就是那么难于平衡。
我 1958年秋天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1963年7月毕业，在珞珈山整整五年。
记得当时从广州乘上火车，广东境内，就看见过许多热烈的劳动场面。进入湖南境内，从车窗望出去，青山绿水，漭漭苍苍，古旧村落，盘山结坳，山头连着水尾，林树映照着田畴。随处都能看到忙碌的人群，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有的在弄小高炉炼铁。彩旗红旗飘扬。列车擦着村边时，还能隐约地听到有人在唱，“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短短旅途，万千气象。我看见了国家民族坚强的脊梁，感受到了人民大众新的精神面貌。只是内心里过早地留存了沧桑之感，有些忐忑。
到了珞珈山，行李刚刚放妥，便投入劳动大军。武昌南湖要建大学生钢铁城，我们任务是建筑钢铁之路，每天挖山挑土铺路。刚入校的大学生，干起活来，强劲威猛，火星四溅。听说，高年级部分同学，在运输铁矿石，精选燃煤和焦炭，忙着在学校四区大操场建造小高炉。校园内外一片繁忙。
那年九月十二日，正值群情振奋之时，毛主席视察了武汉大学。当天晚间，在行政大楼门前大操场，同时会见了武昌五所大学的师生。毛主席到大学来了，青年们心里，说不出来有多高兴，个个脸上挂着彩云。在单独接见武大校办工厂学生时，老人家说了两句话：“半工半读好。你们像个工人样。”领袖的话，激励了广大师生，珞珈山沸腾了。感情的潮水一波一波，激荡了很长时间。我在较近的地方看到了毛主席。那天晚间，他在大操场高台上，向青年们频频招手。操场上，欢声雷动。主席从高台一边，移步到另一边，满面红光，一脸慈祥，频频地招手。人们都好像忘记了时间。主席殷切期望之情，感人肺腑。
入冬，劳动任务更重了。中文系小部分人继续冶炼钢铁；大部分人马开赴汉口丹水池工地，建筑京广复线。南北大动脉，修建复线，群情振奋，富有血性的青年，更是摩拳擦掌。大冬天晚上，几百人睡在仓库水泥地面上。食宿地与工地，相距八九公里，早出晚归，两头见黑。激战四十多天，中间没有歇息。工程线路若遇到池塘或沼泽地，则先把水抽干，挖掉稀泥，然后填上干土，夯实。接触泥水，会染上血吸虫病。突击队员用白酒反复擦拭下身和两腿，不避艰危，跳入泥水之中。建筑路基，土方数量很大，而且必须距离路基200米远的地方取土，全是肩膀挑。清一色男士，挑着满满土筐，在田间小路上，摆开一条条长蛇阵，像电影片中古代沙场战阵。青年学子都炼就了一副铁肩铁脚板，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
工地归来，校园已是落叶满地，寒风凛冽。唯绿篱、长青乔木仍然矜持，在等待白雪姑娘。第一次在大学教室上课，教师学生都十分珍惜时间——劳动间歇中挤出来的时间。在教室里，能感受到人们的疲劳感和对于知识的饥渴。全年级91人，分三个小班，不设班主任。每个班设党小组、班委会、团支部。当时，武大10多个系科，三千多学子，工农子弟占了一半还多。学杂费用很少，几近免费，贫苦学生还能领到助学金。大家相处，十分惬意。学校对老年教师，不直呼“教授”，恭恭敬敬小声地称“先生”，不说职称。校园里，人人有敬畏之心，有羞耻感，道德力量格外凸显。
1959年春天，年级下放农村。当时，学校规定，文科各系师生，都必须深入工厂农村，了解和体验人民生活。这是一门必修课。有些课程也带下去。记得，三月二日，到了湖北天门县小庙公社灯塔大队。上级要求，要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住农民家，集体自办伙食。每天清早，替房东挑水扫院，修桥补路。早饭后，便去忙农事，同公社社员一起。时值早春，天还有点儿凉。扒粪，送肥，整地，棉花选种，麦田油菜蚕豆的田间管理，农活很多。“活”从紧处来，哪样急先干哪样。天清日朗之时，整修打谷场，眼看着小麦油菜就快登场。农村水利工地，也巴望着我们去支援。当年的大学生，有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的，有调干生，年龄都较大，有的，上机床，生龙活虎；摸犁耙，行家里手。老乡从心眼儿里喜欢，说我们“好用”，常吩咐大妈大娘给我们食堂送鱼送豆腐，怕亏了我们。
我每天去犁田、整地，为种植棉花作准备。公社棉花地，很长很宽，气势恢弘。我摇着犁把手，吆喝着大水牛，一个上午，只能有四个来回。摇着摇着，牛儿迈着方步，梦幻一般，物我之间，仿佛是两个蚂蚁，渺小精灵。地头休息时，牛吃青草，我啃萝卜。隔年收获时漏下的萝卜，冬日里埋在土里，春天发了新芽，拳头般大小，皮红肉白，脆甜中带点儿辛辣，人说可以防治脑膜炎病。当地人最害怕血吸虫病和脑膜炎病。
大水牛，很温顺，时而吃草，时而抬起头瞪大眼珠子看着我，叫两声儿，通人性似的。我拍着它肩背喊：“你好，乖！”
体力劳动过于多了。学生有些忧虑，专家学者也开始摇头。学校领导研究了现状之后，整顿了教学秩序，暂定每学年劳动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体力劳动教育必须与德育智育相结合，不能把学生当作简单劳动力使用。
教学是根本，科学研究也是重要之举。同时，必须照顾年轻人特点，生动活泼地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小操场露天电影，大胆地放映欧美、印度、日本和港澳的片子，让学生们自己鉴定和评论。周末，体育馆舞会照常举办。国家级和省一级艺术院团，也常来校演出。能见到乐团指挥家李德伦，歌唱家黄虹，电影演员杨丽坤，汉剧艺术家陈伯华，大家非常高兴。中文系学生大胆尝试，把大型话剧《红旗谱》搬上舞台，并到武汉钢铁厂、武汉锅炉厂演出，敢上大场面，受到了工人群众的赞扬。
五年，其中四年，还算是认真地读过书的。当时，教学秩序比较稳定，扎实地完成了四十多门必修课程。老年高端学者，人人奋力，开出不少选修课，引发民智；中年骨干教师把关基础学科，辛勤耕耘，堪称典范；助教培养纳入正轨，严格考核。金字塔结构的教师队伍，配合默契。古籍，是中文系强项，曾被称为是“厚古薄今”。
学生如饥似渴地读书。文学专业，光摸几本教科书不行，必须广泛阅读，开拓视野，深处挖掘，精通文学真谛。东湖，万木葱茏，万顷波涛，万家灯火，大自然与多姿多彩的人文相互交织融汇，“道法自然”，确是学人圣地。
珞珈山中文系学术辩论会，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它能启发思考，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一般而言，时事政治，谨言慎行；学术之争，百家兴言。辩论往往集中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人物形象方面，有时也涉及作者本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问题。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欧美文学，时间和地域离我们远些，人们比较敢于放言，讨论起来比较轻松。国内文学则要求坚守马列文论和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完美结合。这样，实践起来就比较困难。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灯。文学工作者，永远是修身、养心、勤笔、济世的远行者。纯理论地评判文学现象总有欠缺。当时，校外有人说，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美化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应该批判，但未引起反应。此论亦波及了珞珈山。后来，茅盾先生说了话，才拨正了方向。文坛不平静，是好事，重在把握方向。珞珈山中文系一向是稳重的，是一座富有特点的文学殿堂。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与形形色色的功利性，始终是一对矛盾，文坛自然须要谨慎。
珞珈山，同青年教师交往多些。老先生，大师级先生那里，较少登门，怕打搅老人家。拜访老先生，老人要在专设的簿子上记上你名字，来日绵绵好相聚。告辞时，一定直送至楼下门口，深深一鞠躬，弄得后生们深感惶恐。
大师们都住在山腰小别墅里，深居简出。红砖庭院，绿荫婆娑；焚香煮茶，虫唧鸟鸣；检读终日，著译穷年。文史哲皆通，儒佛道兼融。珞珈山麓，竹影扶疏。修竹象征吾师，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谦恭。大师们以自己的学问道德培育莘莘学子，有鉴于日月。高风亮节，润物无声；恩师风骨，薪火相传。中文系五老八中的精神已经融入到珞珈山的学风里边了。
珞珈山，林木茂密，藤蔓爬坡，千姿百态，各显其趣。上世纪五十年代，溪涧土路，山花清香，树叶苦涩甘甜，令人陶醉。因却闲情，我常在林中低回踯躅，捡拾顽石。我喜欢绿篱，它陪伴我的时间最长，大概是看得久了，顺眼了。绿篱树种很多，小叶黄杨，娇小可人，耐旱。叶片细圆，厚薄如铜钱。年初年末，嫩绿变深绿深蓝。教学楼、宿舍楼、校道两边，都围着绿篱，是绿色长城。初冬，披上新雪，润润嘟嘟，像白色盘龙，我在它身边；春天，挂着残雪，斑斑驳驳，似苍龙一般，凄清中隐含着柔情，我在它旁边。初雪，残雪，年年都能看到、都能触摸到，脚步轻轻，岁月匆匆。我也深爱梧桐，树干高大伟岸，枝桠粗壮强实，夏天展现丰腴，冬日亮出筋肉。上世纪50年代末，大小操场周边，老体育馆大门对面，尽是梧桐。炎炎夏日，微风过处，巴掌大小的叶片，轻轻摇弋，轻轻地，喁喁情浓。
五年，不敢轻易撩拨的岁月，关涉的事情太多太粘肠。搁在心灵深处吧，顺其自然的好。
（编辑：冯林 学生编辑：余西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