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6月，由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该书甫一面世，便引起学者广泛关注，其中不乏争议。近日，我校文学院教授陈文新撰写了一万七千字长文《<剑桥中国文学史>商兑》，系统论述该书的优劣，并因此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专访，访谈文字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以来，无论是在文学史观、叙述体例上都令人耳目一新。尤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编者采用了别具一格的文学史写作手法。比如它的文学历史分 期不再完全依照王朝的兴替，而是依据不同的历史叙述有了新的整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学史写作手法？是否还存在一些问题？
陈文新：《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其显著特点是采用了编年史的方式。它致力于瓦解采用朝代分期的方式，例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把初唐与唐朝其他阶段分开处理。这表明《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文学文化的分期取代了朝代分期，并特别关注文学文化演变的时序。这种不同于主流文学史写作 的叙述体例自然令人耳目一新。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年叙述是以付出巨大代价为前 提的，那就是放弃了作家叙述和文体叙述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位读完了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的读者，不能指望从这部书中得到全面把握李白、杜甫、韩愈、柳 宗元、杜牧、李商隐等的信息，也不能指望这部书教给他关于五律、七律、绝句、歌行、古文、骈赋、传奇小说、词等文体的系统知识。放弃作家叙述和文体叙述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其结果是使《剑桥中国文学史》读来像是碎金散玉的按时序连缀，虽然具有时间的连续性，但因为文学史的中心是作家、文体及其与之相关的作 品，中心失去后，其完整性就得不到有效的维持。这种完整性的丧失，可能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失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年来，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方法写作文学史，去年出版的几部文学编年史著作就是例证。您曾经主编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能否从您的文学史写作及研究经验谈一谈采用编年叙述的体例，有没有可能兼顾文体叙述和作家叙述的完整性？
陈文新：应 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先说以编年叙述兼顾文类叙述的问题。其实就是将纪事本末体的长处纳入编年体文学史中，以系统的文体叙述作为建立完整性的基础，在编年 体的格局中容纳对文体演变始末的叙述。具体来说，我认为关键是选择好切入的时间点并充分发挥这个切入点的作用。比如写赋，在叙述枚乘、张衡、曹植的赋时也 分别叙述汉代散体大赋、抒情小赋、骈赋的兴盛和特点，每一部分都适当注意前后照应。
编年叙述也完全可 以兼顾作家叙述。我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经验是，要有机汲纳纪传体的长处，具体来说：其一，以传主的生、卒日期或其他合适的时间为切入点，介绍作者生 平。其二，在人物生平的某些关节点上，致力于前后照应，详其始末。其三,由人物生平中的某些“点”切入，集中展现人物关系中的某些复杂纠葛。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结合您的学科背景，谈一谈您发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失误？
陈文新：没 有一部文学史是没有错误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也不例外。就学术判断而言，说汉代盛行的诗歌类型是赋，说张鷟《游仙窟》的两位女主角来自唐帝国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说《金瓶梅》的作者推重《水浒传》，说清代乾隆年间的辞章派以八股文为代表，都是文学史叙述中所关非细、贻人不浅的错误。除此之外，《剑桥中国 文学史》还有一些不应有的疏略。如滥用“古文”术语，将五四以来与新诗相对而言的诗词有时称为“古体诗”，有时称为“古典诗”，有时又称为“旧体诗”， 元末诗文写了刘基、杨维桢，却没有写高启，元代散曲先讲清丽派，再讲豪放派，颠倒了讲述的时间顺序，都是不应有的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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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月15日 本网编辑：严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