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新近装修的门诊大楼披上砖红色新装，我才恍然大悟：2012年，口腔医学院已经建院50年了。不禁回想起半个世纪以来，自己求学、行医、参与创建医院的点点滴滴。
1934年，我生于东北辽宁，中学时就读于由张学良将军创办的沈阳市第三女子中学，当时成绩比较优秀，于1953年考取了国家选派赴苏联留学的名额。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俄语后，乘坐火车穿越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留学目的地——苏联莫斯科。而就在火车上八天八夜的旅程里，面对着车窗外一片茫茫荒野，我确定了自己毕生将从事的事业——口腔医学，因而进入了著名的莫斯科口腔医学院。
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既辛苦又快乐，同时心中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激情。辛苦的是，刚开始时，语言不够精通，尤其在专业课上，一门新课就面临无数的新俄语单词，为了学好俄语，我定下了每天学30到30个新词的计划；到大二时，我的俄语已经相当好了。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最令人高兴的事，莫过于取得了好成绩，不辜负国家的期望。那时候，大家都心怀报效祖国的极大热情，盼望着早日毕业回国，建设新中国。最终，我从莫斯科口腔医学院260个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的10个优秀毕业生之一。
1959年学成回国，我服从国家分配，来到了当时刚刚草创的湖北医学院口腔医学系（即现在的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那时医学院仅有口腔医学系而尚未有附属口腔医院）。创建医院何其复杂艰难，且又适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国内物质资源极度匮乏。在时任系主任夏良才教授的领导下，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1962年建成了口腔医院，并于当年5月份开诊，避免了口腔医学系因国家政策调整而下马的危险。
因而，最令我们自豪的是，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成为新中国自己建设起来的第一所口腔医学院系。在那个年代，创建一所现代化的口腔医院，虽然在物质条件上相当差，但大家从来都没有什么矛盾，只想着早日把医院建好，总是热火朝天，充满干劲。
令我至今印象较深的一件事就是，即将开诊的前两天，突然发现医院还缺乏镜子等很多生活用品，而镜子是口腔科治疗过程中的必需品。我们几个大夫一商量，就推着一辆人力拖车，徒步过长江大桥去汉口买，当天返回，一点都不觉得累。
医院建好后，我选择了口腔颌面外科作为我的方向，从此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常常有年轻的学生和医生询问我当年为什么要选择外科？我深知女性在从事外科方面确实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在家庭和工作间平衡好时间和精力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总共培养了52位研究生，也仅有一名女博士生。其实答案很简单，是国家需要，而自己又对外科很感兴趣，没什么特殊的原因。
行医几十年来，面对的患者不计其数，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有这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一位来自农村的下颌骨造釉细胞瘤患者，由于贫困，一直未治疗，致使肿瘤体积比其头部还大。来到我们医院后，医院很重视，免费进行手术治疗，手术非常成功，半个月后那位村民便顺利出院了。患者很感激医院，承诺会将手术费尽快归还。十几年过去了，当谁也想不起这件事的时候，医院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远方的信，并且随信附有300余元现金，原来是那位患者补交的手术费，她终于在十几年后履行了她的诺言！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援非的过程中。一次，中国医疗队接诊了一位13岁的阿尔及利亚小姑娘，她在2岁时，一次意外事故使她失去了整个鼻子。我们当时决定为这个小姑娘进行全鼻再造术，以恢复她的外貌。最终手术很顺利，而且恢复的效果很好。为此，我和中国医疗队受到了阿尔及利亚卫生部和中国大使馆的通报表彰，消息传回国内，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人日报等媒体也纷纷报道。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医院和中国医生的荣誉。
我常对学生说，你们现在正处在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一定要珍惜时间，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技能，多看文献，多做思考，碰到疑难病症，敢于迎难而上；不论将来从事口腔领域哪一门专业，都要尽力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获得病人的信赖和良好的口碑；你们更要重视自己医德的培养，待病人同亲人，要耐心细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患者真正的认可和信赖。
（作者系口腔医学院教授，雷文龙、晏挺林、王志辉根据采访记录整理。）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相约武大）
（编辑：肖珊）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启事
http://news.whu.edu.cn/019/2011-12-21/128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