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丁娜
在武汉大学的珞珈山上，有几只小狐狸，不少前来武大“打卡”的游客以及本校的师生时常于山间寻觅它们的踪迹，总以为遇见是件幸事。同学们笑谈，如果万物皆有灵，那么被称呼为“珞珞”和“珈珈”的它们长年累月接受熏陶，一定是名副其实的“狐狸博士”。我们很幸运，可以在文史底蕴深厚的珞珈山上自由漫步，听於可训老师讲述关于狐狸的可爱故事，讲述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如何为国家文化建设呕心沥血，讲述隐藏在具体的文学形象背后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讲述过去四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新时期文学史。这些古灵精怪的狐狸同样幸运，因为在於可训创作的小说中“抛头露面”，而拥有了脱离肉身局限、“盛名”永世流传的可能。
从插队务农到一线工人，再到迈入大学校门直至成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与文艺理论家，於可训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说。
从少年起，於可训就热爱文学，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因而独得老师偏爱。高二起，教语文的刘老师每逢周六便给他“开小灶”，引导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等书籍，谈及此，於可训感叹说：“严格来说，我后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从事文学评论，与刘老师的启蒙有很大关系。”可是这样一个“学霸”，命运竟和他开了个玩笑。1966年，还有18天就正式考试的时候，19岁的於可训和他的同学们却被通知高考推迟，这一推就是十一年。十余年里，於可训先后在黄冈地区齿轮厂和武汉铁路局工作，条件艰苦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忱，空余时间坚持写诗，他说：“爱好文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直到1977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於可训等来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更是一个时代和国家的拐点。
1978年3月23日，在樱花盛开的季节，而立之年的於可训满怀朝气地迈入了武汉大学的校门，正是这一天，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他的诗作，他在诗里写道：“让祖国跨上钢铁的骏马，向着二零零零，冲冲冲。”他补充说，经历了动荡的十年，他们这一代人是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主力军，应当抱定一腔热血在时代浪潮中担起重任。
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於可训在武汉大学一待就是四十多年，这四十年里他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生，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一部《中国当代文学概论》，饱含他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深切把握；六卷本《改革开放40年小说百家档案》，全景式展示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小说艺术的发展脉络。他以多种姿态活跃在新文学这一领地，既是研究见证者、文学批评者，又是创作参与者和文学新人的培育者，可谓是“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
在2019年的荣休仪式上，於可训一如既往地满腔热血：“荣休，还肩负着一种责任，我们只是把自己的阵地从珞珈山的东山头转到了西山头，我们始终是这片林子忠实的守林人和护林人。”“在需要的时候，我还会上场。”
的确，他并没有停下脚步：“我要像齐白石晚年那样‘衰年变法’，退休后除了继续做一名学者，还要当一个作家。”“从前做文学批评总是‘教人家炒鸡蛋’，现在我得尝试搞创作，自己‘炒鸡蛋’。”于是便有了一部部精彩的作品，像记录鄂东南水泊乡野奇谈的小说集《乡野传奇集》，还有献给战斗在武汉抗疫一线勇士的诗歌《武汉，我爱》……这些作品或带着泥土的芬芳，或冒着时代的热气，凝聚了於可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独特思考，展现出具有全球化视野的本土意识。
生活中的於可训亦庄亦谐，常自称为“於老头”“老顽童”，他叮嘱学生，文学研究与创作首先得知人论世、深入生活，从而把脉文学、透析时代。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很多学生都已成为专业骨干，带着老师的治学精神与后浪的朝气投身到建设文化强国的事业当中。逢年过节，於可训收到天南地北的学生发来的问候，总是很开心：“看到学生们生活幸福，又干出一番成绩，能够为社会多做事，是我最感欣慰的事。”
於可训在小说《山上来了只小狐狸》的按语中写道：“……我想起了在发现狐狸的这条山道旁，曾经住过的我的一些老师，我不知道他们当年是否见过这山上的狐狸。我想，这山上当年如果有狐狸，一定见过他们，他们匆忙进出的身影，他们写书备课的灯光，他们扛米爬坡、拉煤上山，他们种菜养鸡、烧火做饭，辗转病榻、颐养天年，它们一定都见过的。就是狐狸们见过的这些人，教过我们，写过很多书留给后人，包括小说中那部有名的大字典。”
小狐狸一定看到了，看到於可训扎根珞珈山下40载，将中国文学所承载的精神财富传递给渴望新知的后浪青年；看到一代代学人“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坚守着中国文人一脉相承的品质与胸怀；看到百年新文学传统延续至今，即将在吾辈青年的接力下绽放出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璀璨光芒。
(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