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娜
在武汉大学百余年的历史长河里，珞珈山上风云际会，无数英雄豪杰曾在这里指点江山；多少专家学者曾在这里激扬文字。
因缘际会，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董必武也曾在这里留下了无数的足迹，在武汉大学校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武，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75年病逝于北京。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董必武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
董必武和武汉大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从武昌高等师范时期的革命活动到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直至建国后的武汉大学，都给武汉大学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一）董必武与武昌高师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前做了周密的布置安排，为了给一大代表解决住宿问题，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通过好友黄侃先生与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联系，经黄绍兰安排，在上海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中除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外，毛泽东、董必武等十位代表均在博文女校住宿并在此召开了一大预备会议。
黄侃，国学大师，武汉大学语言学科奠基者和开拓者，1919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均为武汉大学前身）任教并兼任校务维持会主任。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与黄侃早在武昌文普通学堂相识，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他们成为革命战友和挚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2年秋，董必武与陈潭秋一道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附小中的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进步青年20多人吸收到团组织和党组织中来，成为武汉地区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附小的毕业生有的考入附中，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那些年龄较大的被送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有的由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伍修权同志就是由武昌高师附小前往苏联学习的。当时，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高师附小召开的。
董必武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亦是中共五大旧址——武昌高师附小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和私立文华大学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新组建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实际上由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三位中共一大代表所执掌。董必武担任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和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门
1927年4月27日，董必武在武昌高师附小礼堂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大会的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举行，会场设在学校的风雨操场，这是当时学生每逢刮风下雨上体育课的地方。国立武昌高师附小成立于1915年6月，是武昌高师学生教学实习的主要基地,其师资力量也大多是国立武昌高师的毕业生。1941年12月，董必武回忆武昌高师附小时写道：“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二）初访珞珈山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定址珞珈山。一直以来，武汉大学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大革命时期，武大就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遭到严重破坏。1937年9月，中共派陶铸等人，到武大着手重建党组织，发展党员。武大重建党组织的一个中心活动，就是通过"抗日问题研究会"，邀请董必武、周恩来到校演讲，1937年10月，董必武应武汉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抗日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到武大学生大礼堂为全校师生作了题为《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讲演，在讲演中积极宣传中共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精神，鼓励师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随后，周恩来也三次来到武汉大学讲演。
他们的讲演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武大党支部积极组织同学们参加黄安县七里坪、汤池等地举办的训练班，并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聂建东等人来校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先后介绍几十名向往革命的同志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三）韩德培三问董必武
韩德培，武汉大学资深教授。1945年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聘，回国任武大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自此，他在武大一待就是60多年。
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一个是法学大师，因为一封普普通通的信，武汉大学法学教授韩德培结识了董必武。
1945年6月，联合国创建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联合国大会结束后，董必武应邀到纽约演讲。在演讲过程中，一些亲国民党的留美学生别有用心，提了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
韩德培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于是提笔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国学生。韩德培知道董老曾经在日本研修过法律，本身也是个法学家，所以还在信中向董老请教：未来的新中国是否需要法制建设？应该怎样进行法学研究？
董必武很快回信：“我能辨别会场上的人，我能区别凤凰和乌鸦。”董老还很明确地告诉韩德培：新中国当然需要法制，没有法制不行；研究法学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法学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多年以后，每当韩德培回忆起此事，他总感到无限崇敬。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轻的韩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如何适应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他心里没谱。于是他又请教主持全国政法工作的董必武。董必武的回信坦诚依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这样就能把握法学教育的方向；法学教育，我们要学苏联，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的经验。韩德培顿时觉得心里有了着落。
1955年，董必武到武汉视察，想起了这位给他写过信的忘年交，派机要秘书把韩德培请过去聊天，询问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建设和改革情况。
（四）校庆院庆，董老题词赞流风
建国后，董必武对武大非常关心。1963年，武汉大学举行了以学术交流为中心内容的校庆庆祝活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专门题词祝贺。他写道：“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鼓舞全校师生不怕困难，攻克尖端，服务社会。
1964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2000年，武汉大学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建院10周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亦题词祝贺。他写道：“学习科学技术的人，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才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勉励广大师生发奋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
1963.11 董必武为武大校庆题词
1964.12董必武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庆题词
（五）重访珞珈山
1964年11月3日，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偕王后一行到武汉访问，董必武副主席陪同到汉。其时的武汉大学在李达校长的带领下，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在汉期间，董必武陪同客人参观了武汉大学，视察了武汉大学标本室，重访了离别近30年的珞珈山。
1964.11董必武副主席陪同阿富汗国王一行参观武汉大学
如今，董必武虽然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他的法学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以及教育思想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他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怀，也将激励着武汉大学秉承董必武的育人思想，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敢于追求真理、关注现实和前沿、综合素质高的创新人才。（摘选于2014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大学历史探究》第一辑）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