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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百年】湖北:铁血土地、英雄儿女

发布时间:2021-03-16 17:03 来源:历史学院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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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礼堂、陈韬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湖北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里是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区域,又是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策源地、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诞生地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根据地;这里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共和国主席,诞生了林彪、徐海东、王树声等236位开国将帅,涌现出数十万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从鄂南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的星星之火,到开辟五大苏区、创建四大红军部队的燎原之势,再到半壁沦亡之际挺起的抗日之脊,湖北这片铁血土地,为革命的胜利奉献出无数英雄儿女,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星星之火:鄂南秋收起义与黄麻起义

1927年相继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遭遇重大挫折,转入低潮。同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在危局之下挽救了党的革命事业。八七会议后,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了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起义,使新的方针从理论走向实践。按照中央纲领要求,湖北省委在全省划定了武汉、鄂东、鄂南、鄂西、鄂北、鄂中、京汉路七个暴动区,分别举行起义,其中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当数鄂南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前后,湖北省委成立了以吴德峰为书记的鄂南特委,此前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就读的罗荣桓也受省委派遣来到鄂南地区,开展农运工作。1927年8月20日,在吴德峰、罗荣桓等人的领导下,鄂南农民革命军智取通城县城,打响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的第一枪。次日,中共通城县委召开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此后,起义持续40余天,先后攻占鄂南地区全部县城,参加起义的农民革命军和革命群众达10万人之多,被中共中央称赞为“两湖暴动的中心力量”。鄂南秋收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恐慌,劳农政府成立后开展的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运动,也让反动势力如坐针毡,他们迅速组织了反攻。面对巨大的军事压力,此时还很稚嫩的农民革命军不得不放弃了已有的成果,向江西修水一带转移,鄂南秋收起义宣告结束。

鄂南秋收起义点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其他地区的秋收暴动,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起义军转移后的一批骨干力量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以罗荣桓为代表的一批坚强的革命战士也在鄂南秋收起义中脱颖而出,汇入土地革命的大潮之中。

罗荣桓元帅(图片来源:网络)

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结束后,中共湖北省委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黄麻起义。1927年11月13日,在潘忠汝、戴克敏、吴光浩、刘光烈等人的领导下,三万余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在黄安(今红安)、麻城一带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并攻克黄安县城。12月初,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黄安县城遭到围攻,潘忠汝、刘光烈壮烈牺牲,起义遭遇挫折。随后,黄麻起义部队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活动,并于次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

黄麻起义是在八七会议之后,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是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场斗争。起义后创建的鄂豫边苏区,也成为了日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麻起义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伟大的革命队伍,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李先念,开国将领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韩先楚、秦基伟、王近山、陈再道、詹才芳、聂凤智、周志坚、王必成等25人,以及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大批骨干成员,都是从黄麻起义中走出来的。许多将士参加起义时不过20岁上下,年纪最小、担任儿童团团长的詹少联甚至只有10岁,他们在起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之后还将继续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

秦基伟作为1984年国庆大阅兵总指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图片来源:网络)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墙上刻有登记在册的烈士姓名,数字代表革命时期牺牲的14万红安烈士,图片来源: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官方网站)

燎原之势:红军主力部队的创建与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鄂南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是湖北革命人民点燃的星星之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地区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湘鄂川黔、鄂豫陕等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五军等红军主力部队,荆楚大地万山红遍,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1927~1930年间,在贺龙、邓中夏等人的领导下,洪湖、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鄂西北五块苏区逐渐成形,同时红二军团也完成组建,为湘鄂西苏区奠定了基础。1930年10月,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在湖北监利宣告成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次年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先后成立。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群众先后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组建各级总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共青团、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生产,为湖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树立了一面旗帜。1934年4月,湘鄂西苏区被敌人攻陷,红二军团转战西进。同年11月,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军区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湘鄂西的革命火种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重新燃起。

贺龙元帅(图片来源:网络)

1928年初,黄麻起义时成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后又改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创建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此后,豫东南、皖西等地的苏区也建立起来,连同鄂豫边苏区一起,于1930年6月召开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全盛时期,鄂豫皖苏区在湖北的黄安、麻城、罗田等12个县建立了县级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部队为主的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创立,系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1932年10月,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留下红二十五军坚持游击斗争,其余部队西进并创建川陕苏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也踏上长征路,同年12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次年,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北上,使之安全抵达陕北。

徐向前元帅(图片来源:网络)

红安七里坪长胜街(内有七里坪工会旧址、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旧址等革命遗存,图片来源:红安县政府新闻门户网)

自鄂南秋收起义起,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带相继爆发了数起农民暴动,涌现出罗荣桓、彭德怀、黄公略等一批优秀的革命家。1928年9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成立;至1930年6月,湘东北的平江、浏阳,鄂东南的大冶、阳新、通山、崇阳、通城和赣西的修水、铜鼓、万载等地,大都已成为苏区,同时,红三军团也完成组建,彭德怀任总指挥;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10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根据地建立了20多个县的共产党组织和17个县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级共青团、工会、妇女会、互济会等群众组织,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建立了教育、文化、卫生乃至金融等机构,苏区建设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彭德怀元帅(图片来源:网络)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鄂东南工农银行发行的存款券(图片来源:《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

抗日之脊:新四军第五师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湖北这片铁血土地又一次担负起了国家与民族的重任。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随后鄂东、鄂中多地相继沦陷。正面战场的失败没有使共产党人气馁,武汉沦陷前后,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干部进入湖北,与留守当地的党员干部汇合,以鄂中、鄂北地区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抗日爱国群众的支持下,游击队伍逐渐壮大,于1939年4月攻克云梦县城,极大地震撼了日伪军,但也引发了敌人的反扑和国民党当局的警惕。在此背景下,李先念率领新四军一部南下,与各地游击武装汇合,于1939年6月成立了鄂中区党委和新四独立游击大队。随后,在李先念、陶铸等人的领导下,新四军挺进支队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抗日队伍,他们沉重打击了湖北地区的日伪力量,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建立起应城、汉川、云梦等县级抗日政权。

为统合抗日力量,更好地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11月,中原局将豫南、鄂东、鄂中、鄂北等地的党组织组建为鄂豫边区党委,郑位三、陈少敏、李先念、陶铸等人为党委成员。次年,中原局又将边区各武装力量统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然而,就在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撤销新四军番号,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坚持抗战,反对分裂,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月即重建新四军军部,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其中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大悟县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五师也从鄂豫边区人民的子弟兵逐渐成长为正规化的游击兵团。抗战期间,第五师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对日伪军发起主要战斗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反正官兵4.3万多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拥有主力部队5万余人,民兵30余万人,活动范围包括东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阳、南抵湖南洞庭湖畔的广大区域,管辖7个专区和39个县级政权,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300余万。

由于地处祖国的中心区域,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位置极为宝贵,是抗战期间最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经过不懈战斗,新四军第五师纵横于江汉之间,控制了平汉线两侧,阻止了日军的南北联络,滞缓了日军西进重庆的步伐,对武汉形成了战略包围。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在华中地区挺起一条折不弯、打不断的中华脊梁。

湖北,楚文化的发源地,千百年来传承着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一诺千金的忠诚品格和九死不悔的爱国之心。二十世纪上半叶,正值民族危亡之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感召下,身负楚文化血脉的湖北人挺身而出,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恽代英在监牢里写下“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不久慷慨就义;夏明翰在屠刀前高呼“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之后从容赴死;更有徐海东大将一家67人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时仅剩他一人,其余66位全部为革命牺牲,可谓满门忠烈。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潭秋、张太雷、林育南等31位湖北省委书记为革命献身,70万湖北英烈杀身成仁,英勇顽强的湖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在荆楚大地上谱写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红色长卷。

(编辑:陈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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