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曾在论文《学习如何思考》中写道：“在将近7 年的在德学习之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亦即回到了汉语的思想天地。我所思考的中心不再是西方哲学史，也不是海德格尔哲学，而是汉语思想的历史。”彭富春虽是海德格尔思想研究方面的学者，但他在给学生讲授海德格尔的时候多次强调，他从海德格尔那里所学到的更多的是方法，而不一定是内容。彭富春所遵循的是一种广义的现象学，并将其改造为自己的无原则的批判，无原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从既定的原则出发，从事情本身出发。彭富春认为，现象学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方法，实际上中国儒道释都有自己的现象学方法，只不过没有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将其具体表述出来。例如道家的“以道观道”，就是说要放弃自己的偏见和立场，就事情本身讨论事情本身，还有佛教讲“如实观照”、儒家的“中庸”，以及日常语言中“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等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彭富春认为“欲”、“技”、“道”这三个词是中国思想、中国智慧的关键词，中国思想常讲孔孟之道、老庄之道，禅宗也经常讲。欲在儒道释思想中也是一个主题，但这个主题被遮蔽掉了，宋明理学讨论最多的是天理人欲，天理就是道，人欲就是我们说的欲望；技，在老庄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道与技的关系，“道进乎技”，道高于技，技是要达到道，中国思想和中国美学最根本的是这三个方面。彭富春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对它们进行了一个重构，因为“欲”、“技”、“道”在传统思想中思考得还不深刻，或者思考很深刻但是表达得并不清楚，这就需要借助西方的话语。当然，他并不是用西方的某个概念进行生硬的比附，而是激活语词本身可能具有的力量。他是借助中国的资源，同时借助在西方学习的经历，把这三个词变成一个核心。
正是从上面两种学术研究方法出发，彭富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对儒道释原典的文本阐释。这也和他提倡的治学态度有关。他反对那些大而化之、以空对空的做学问的方法，在平时总是教导学生要阅读经典原著。他自己身体力行，厚积薄发，他的“国学经典新读”系列图书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该系列图书直面当代国学研究现状，以经典新读为切入点，深入发掘了传统国学文本的当代思想意义。该系列主要包括《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三本学术专著。其中《论国学》作为国内第一本专门论述国学的著作，如实分析了国学的本质及其历史形态（儒、道、释），重新诠释了其思想意义。在彭富春看来，国学实为“国魂之学”，所谓国魂就是中国的智慧。因此，真正的国学就是中国的智慧之学。中国的智慧是一种自然性的智慧，区__别于西方非自然性的智慧，自然是人的存在、思想和语言的根据。儒、道、释三家分别表达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等三个部分的思想。《论老子》则深入浅出，重构老子的思想整体，作出了创造性阐释和准确精当的理论概括，突出诠释了道德智慧的当代意义。它既保持了中国古老智慧的本源，又获得了现代的最新言说形态，可读性很强。即将与读者见面的《论孔子》一书在保留了前书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了学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数本论著加以比较研究，彰显出《论语》的内在思想结构，使孔子的思想焕发新意。此外，彭富春还出版有《论中国的智慧》，并正着手写作“国学经典新读”系列的第四本著作《论慧能》。
彭富春认为，中国的智慧一定要立足于当代，并且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在此基础上，彭富春提出了中国智慧的当代意义。他指出，新的中国智慧就是“天人共生”。他认为，面对“天人相分”的现实，“天人共生”强调天与人互不为主人或者奴隶，而是伙伴关系，天与人共生共荣；由此引申出“人我共生”，即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都是平等的，也应当抛去主奴的关系，以及提倡人与自我的身心交融。彭富春认为，这种“天人共生”的新智慧可以克服当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
彭富春对国学的研究和热爱最根本的原因，源于其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正如他自己所说：“德国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经济发达，文化丰富。但我始终认为，它是德国人的祖国，而不是我这个中国人的祖国。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漂泊者。我很喜爱它的美，但我从不觉得它是我的。”
作者简介：肖朗，1980年生，湖北天门人，哲学博士，现为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
（稿件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29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