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日，首批入川的武大迁校委员杨端六等人到达乐山。
4日，迁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接洽校舍一事由邵逸周、杨端六办理；修理房屋一事由郭泽烈等人办理；购置器具一事由曾昭安、方壮猷办理；管理工人及器具一事在三育学校方面由李人达负责，文庙方面由石琢负责。随后，委员们开始积极筹备工作，各负其责。
8日，武大第327次校务会议议决，迁川临时校名暂定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校牌由机械系主任郭霖书写，悬挂在文庙校本部门前。
关于学校布局问题，16日的迁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议决：文庙定为国立武汉大学嘉定分部第一校舍，三育学校定为第二校舍。20日，各院校舍则采用抓阄的方法来解决：文法两院设在文庙，理工两院设在三育学校，城内文庙为总办公处，文庙正殿为图书馆，三清宫为印刷所，等等。租借的校舍破旧不堪，经迁校委员会20多天的努力，修葺完毕。
在乐山这样一个小县城全面而又迅速地展开修缮、制造等工程，肯定需要大量的木工、泥工、油漆工等，这又非要取得当地人士的合作与帮助不可。有一位同盟会会员黄成璋，为武大助过一臂之力，使选址等工作很快圆满完成。还有一位哥老会头子蒋焕廷，很有势力，原是湖南人，后来落户乐山。而负责迁校委员会的杨端六也是湖南人，他便以同乡之谊登门拜访蒋焕廷，争取他大力帮助。这一着棋十分有效，这位蒋大哥号召力强，动员乐山及附近乡镇的所有工匠大力支援武大，各项工程进展神速。刘涤源回忆说，“我4月16日抵乐山时，文庙划作教室用的左厢、右厢，尚在安装板壁、门窗和粉刷墙壁，不到几天就成了焕然一新的系列大小教室，室内课桌，坐凳安排得井然有序，作好了上课的物质准备工作。”效率之高，实属罕见。原来定于5月1日开学，但实际上在4月29日，先头到达乐山的师生，在那些破陋的校舍里，恢复了弦歌之声。
当时武大的很多学子们都认为，“在民族危亡的极端苦难中，能在四川乐山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读大学极为难得。一所著名大学在一个几万人的县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文庙作为校本部及文学院、法学院的教学位址，利用城郊一片建筑作为理学院、工学院的教学地址，利用教会的一些设施作为女生宿舍，利用龙神祠等作为男生宿舍，还修建了一些简易的教室和宿舍。教师们则分散租用民房，共度战争岁月。对比小说《围城》描述的抗战时期某大学学生及教授们逃难的狼狈情景，武大的师生就太幸运了。”苏雪林觉得，虽不如珞珈山原来校舍之壮丽，也颇有气派。叶圣陶则谓，“以视重庆之中大与复旦，宽舒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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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乐山日报》2015年6月14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