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我们很容易想到西南联大。它简直缔造了当时大学教育的神话，让后世追缅不已。无数学者聚焦于它，试图解读这一神话，有关它的研究著作更是汗牛充栋。或许是因为西南联大的光耀太过璀璨，把很多人的目光吸引走了，抗战时期其他的大学，相对也就少了很多注目，比如那时的武汉大学。
其实，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光阴流转，这些老武大的往事渐行渐远，好在张在军的《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一书，通过钩沉史料，用文字的形式留住了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的风采。
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如今这一教育样本依然熠熠生辉。
一
从这本书中，我们了解到，抗战初期，因为地理条件的关系，武汉大学一开始并没有搬迁的打算，但随着战事的严峻，全校师生最终在校长王星拱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搬到了四川乐山。
当时，人们对于战争时期的教育有不同的认知判断。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们，具有高涨的爱国热情，要求实施战时教育。而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的百年大计。面对主张战时教育的学生，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燕树棠说：“你们说给我听听，什么是战时教育！教育就是教育，你想学开枪杀敌人到军校去，到前线去，不要在这里捣乱，妨碍别人上课。”
七十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燕树棠的这段话，此话可谓金石之言。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也主张，战时教育应按照平时教育来对待，这种看法最终成为了当时教育部门的决策方针。幸好，当时主管教育的教育家们，不是急功近利之徒，他们努力保持了教育的独立性。毕竟，教育本质上是独立的，最好不要为政治、战争等服务。
其实，在做教育部长之前，王世杰是武汉大学的首任校长。对办学，王世杰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心得体会，也成为其在教育部长任上时制定教育方针的依据。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王世杰在校长任上时的教育策略。比如，在文科教育上，王世杰就非常看重。执掌武汉大学时，他写道：“一个大学，能否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校风自然活泼，学生也会对本校校风有了自豪的感情；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与胸襟。”
在王世杰看来，大学中的文学院是为一所大学开风气的地方。文学院的良好发展，乃是奠定一所学校学风的关键。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沿袭重视文科教育的传统，文学院强大，名家众多，新、旧派并立，思想上兼容并包。
其实，重视文科教育的发展，在民国时的大学教育中较为普遍。五四时期的蔡元培执掌北大，首先确定的就是文科学长的人选，为了聘请陈独秀，甚至不惜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来到北大之后，开启了北大的黄金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工教育发展极快。与理工教育比起来，人文学院的发展则缓慢得多，教授的工资待遇、科研经费也与理工科的教授相差甚远。回望民国时期的教育，当下这种重理轻文的观念着实需要反思。
二
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人才济济，同时又有新旧对立的两派。新、旧派并立的文学院，在人际关系上难免复杂，出现派系倾轧的现象。而如何解决这种人事纷争就体现了一个校长的胸襟和管理能力。
当时，聘任叶圣陶做大学教员成为新旧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
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是闻一多，闻一多去职之后，《现代评论》派作者陈源接任。陈源与闻一多一样，他也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刘博平，刘博平是黄侃的高足，他属于典型的老派文人，难免轻视那些写白话文的文学家。
武大西迁乐山之后陈源立志整顿武大的国文教程，特意聘请对国文教学素有研究的叶圣陶担任武汉大学的国文教授。这引起了刘博平等人的不满。当他听闻叶圣陶有时遇到典故还要查《辞源》、《辞海》时，对叶圣陶就更加轻视了。在刘博平看来，这两本工具书的典故，都是极普通的，没有什么僻典，国文教授早该熟悉。
旧派文人对新派文人的不屑，关键还在于旧派文人深厚的旧学功底。当然，这也难免有文人相轻的名士气。旧派文人的学识固然让人钦佩，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敢让人恭维。书中透露，旧派文人刘博平曾派心腹去旁听叶圣陶的课，从中吹毛求疵，诋毁叶圣陶的学识。当然，旧文人对新派作家的蔑视，也并非个案。同样在这一时期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也属于这一类的典故了。这种新旧派的派系之争，最终还得让大学校长来做裁判。对此，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说：“中国旧文学是根，新文学是花。有根始有花，有花而根始丽。两者相辅相成，实不应厚此薄彼。”王星拱不偏不倚，两不得罪，这种和衷共济的精神，这正是那个时期大学校长行事作风的典型体现。
那个时期的大学校长非常具有独立性，也具有很大的社会声望。1944年，王星拱乘坐的黄包车被宪兵掀翻了，他从车上摔下来，受了轻伤。当时的学生听闻之后，立马不干了，非要找宪兵讨个说法。恰好，当时的白崇禧在武汉大学演讲，学生就围着讲台大闹，为自己的校长讨要说法。
由此可见当时大学校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当然，王星拱也配得上学生如此爱戴。抗战期间，陈立夫继王世杰之职，成了新的教育部长。他在任上大力推行党化教育，却遭到了王星拱的坚决抵抗。王星拱认为，大学应“秉持学术独立的精神，抱持不管政治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重心”。
三
文学院之外，对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我颇感兴趣的是法学院。书中法学院一章，张在军详细描写了杨端六、王铁崖、李浩培的故事。可惜没有写到任凯南、皮宗石等人的思想主张。
在我看来，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经济系与法学系。
不同于清华大学的美国背景，武汉大学在其创办初期，主要源于留英学生，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陈源等人都是留英学生。再具体一点说，他们都是“现代评论派”知识分子群。这些留英学生中，绝大多数又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毕业生。据我所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政治系受拉斯基影响，多倾向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系受埃德温·坎南与哈耶克影响，多倾向古典自由主义。由此形成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左派与右派的分野。
受此影响，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经济系与政治系也有此特点。武汉大学的教授任凯南、皮宗石等人都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的毕业生。他们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埃德温·坎南的影响很深。而埃德温·坎南则是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埃德温·坎南最得意的学生就是罗宾斯，罗宾斯后来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的系主任。
在罗宾斯的邀请下，哈耶克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那里的知名教授。从埃德温·坎南——罗宾斯——哈耶克，我们可以看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的教授们，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的教授们（尤其是政治系教授哈罗德·拉斯基），一直是水火不容的思想论敌。而这些经济学院培养的中国弟子，也一直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从任凯南、皮宗石——周德伟——夏道平这一脉络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隐秘联系。
这一思想变化，与法学院受拉斯基影响的韩德培、王铁崖等人相比，是很不一样的。十几年来，中国思想界一直致力于追寻民国自由主义的传统，结果发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其实都是拉斯基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倘使我们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经济系与政治系入手，我们或许会有更清晰的脉络，也会从中找到古典自由主义在民国的回响。
从上面提到的这些，我们不难看出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的厚重。其实，除了这些，这本书中，作者还给我们介绍了为生物学系奠基的汤佩松、发现中华桃花水母的高尚荫，东方数学奇才李国平、中国地磁与电离层研究第一人的桂质庭……一定程度上，正是有了这些前辈先贤，也才有了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的灿烂与辉煌。这些精神遗产值得我们重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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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经济观察报》2015年3月30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