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上世纪40年代出生，湖北黄梅人，当代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与文艺理论家。於可训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其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
从容与淡泊
於可训教授有一篇回忆自己学术道路的文章，叫《混迹于一代人之间》。所谓“混迹”，当然是其自谦之辞。因为即便在那个英才辈出的上世纪80年代，他的批评实绩也早已超乎于同侪之上，更遑论其后来贯通古今、泽被学人的治史成就。然而对于荣誉，於可训教授却能泰然处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从不为功名利禄所牵绊。他在给我的一本小书作序时，论及了为人之正道，理当“惜其翅翎”。因人格本心“受之父母，成于修习”，故而也应将学术事业视为“道心所托，文心所寄”之处。先生的这份自爱自尊，无疑成就了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从容与淡泊。
理性之光
而人格修养的充盈丰沛，反过来又为他的治学注入了一股理性之光。在文学评论领域，其代表性专著主要有《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在新诗研究领域，其代表性专著主要有《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代表性学术论文主要有《论新旧转变之中的近代诗运》、《论20世纪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领域，其代表性学术论文主要有《论现阶段小说创作中的新写实主义浪潮》、《小说界的新旗号与“人文现实主义”》、《在经典与现代之间——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等等。
读其著作，每每有道德文章两不厌之喜。於可训教授的学术研究，在方法论上是被新锐批评家们视为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他的知人论文，洞明世事，以及用自我生命体验介入研究对象的做法，都与这个分工日益精细的知识时代有所隔膜。但只要深入他所建构的文学世界，观者又会无不为之目眩神迷。譬如他论当代作家，常常是在精密完备的理论框架内，以云卷云舒、目送飞鸿的神仙笔法，借力打力、顺水推舟般地实现了和作家们的精神对话。而那份传统诗话的批评方式，以及机锋处处的哲理思辨，又莫不在美文学术的缜密论述中，独立呈现出批评自身的思想旨趣与审美价值。在我看来，他的这一学术理路的形成，自与其诗人本色密切相关：因为内心始终葆有纯真的文学理想，他才会将灰色的理论著述演绎得如此美轮美奂——这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心所寄”。
学术情怀
至于“道心所托”，当然是指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秉承启蒙救世的学术情怀，否则就如萨义德所说的那样，“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有着安稳的收入，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以此标准衡量，於可训教授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人物。那些无数次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讲座，以及他无比挚爱的校园讲坛，对于我们这些渴望新知的懵懂后辈来说，无一不在日后成为了可堪追忆的精神家园。先生之道，除却课堂讲述，亦贯穿于其学术著作之中，一部《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承载了他多少绵延如缕的爱国忧思，书中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深切把握，对作家群体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殷殷期许，正是我辈学人亟需承继的治学精神！
於可训教授曾著有《王蒙传论》，也许是因为有着某些类似的人生体验，故而他对王蒙思想的研究也总有着某些夫子自道的意味。借用王蒙的话说，“大小贵贱，沧沧茫茫。哀乐鱼我，熙熙攘攘。俯拾尽是，何必端详？”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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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湖北日报》2014年11月24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