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发优势”众声喧哗之际，他敏锐地看到了“后发劣势”，并真诚地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在众多经济学家规避政治敏感领域时，他坚定地将经济学研究触觉伸向政治转型；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与理论；他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曾经在2002年和2003年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就是杨小凯。
2014年7月7日，是杨小凯逝世10周年。为此，我们编发这组文章，纪念这位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
后发优势的迷思与后发劣势的自觉
去世10年之后，经济学家杨小凯留下的问题仍然没有明晰的答案。实际上，10多年前那场“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之争的时代背景，今时今日依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一个社会很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在后发优势的狂飙猛进中忘了自我，忘记了初心和原点，陷入一种集体性的迷思之中。这个时候，后发优势的思维，需要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植入一种自觉性的反思。否则，后发优势最终会不断演变为后发劣势。
十多年前，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任教的杨小凯，和在北大任教的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路径进行辩论，两人间的分歧主要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后发劣势这一概念来自于经济学家沃森所说的“后来者的诅咒”。杨小凯2002年在文章中发展了这一概念。其核心意思是：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模仿有两个层面，一是模仿制度；二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立场，导致发展的路径被锁定，为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短期的经济成功往往被用作堵塞批评的工具，使一个国家付出长期代价。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
实际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充分演绎了后发优势的奇迹，A股市场亦复如是。我们习惯于说，我们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市场一两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奇迹。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发展的奇迹。这些都非虚言，而是事实，国人当然可以骄傲。但一个优秀的民族，思维绝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个阶段。以经济发展而言，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每一位公民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当然也包括每一个个体尊严的实现、人格的独立、自由的追寻、法治与公平、民主与开放。以资本市场而言，股票市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位股民享受到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的成果，通过资本市场让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切实实现三公原则。
我们实现了这些“初心”吗？没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多面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后发优势被我们演绎得淋漓尽致，这当然是中国奇迹。但遗憾的是，当下的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充满戾气、环境污染问题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结构转型步履维艰、很多地方和领域公平与正义不彰。A股市场的确是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但是中小投资者仍然被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巧取豪夺，利益集团和权贵通过资本市场让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有权有势的少数人手中，利益输送和内幕交易屡禁不止，凡此种种，只能说明，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后发优势发展到极限时，如果不注意制度的变革，后发优势就会加剧演变为后发劣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后发优势成果可能都会丧失殆尽。
某种程度上，后发优势更多地是指经济增长数字等经济学上的意义，而后发劣势更多地是指制度变革层面，这主要受社会整体思维水平的影响。后发劣势提出了比后发优势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即便经济和资本市场高速发展，制度跟进也须臾不可忽视，制度变革的背后是普世价值的实现、法治和公理的彰显，最终落脚到人的价值的实现，并且社会要为每一个个体价值的实现尽最大化努力。人类历史上所在多有的是：我们太容易在后发优势的数字化荣光中集体性迷思，以为我们解决了一切问题，忽视了制度和内心的观照与反思。当后发优势没有制度变革和完善的风险控制作保障时，很容易演变为一匹疾驰的野马。
后发优势发挥到极限，后发劣势就会显现，倒逼社会进行改革。但这只是一种被动性的改革，一个健康的社会更需要的是：在发挥后发优势的同时，不为一时的炫目经济增长数字所迷惑，不畏浮云遮望眼，而是具有一种对后发劣势的警惕和自觉的反思意识。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看起来都是经济领域的现象，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维度，要把后发优势继续保持下去，不让后发劣势捆住社会前进的步伐，唯有通过不断地改革，以及一个民族对法治、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的敬畏和不懈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杨小凯的思想现在没有过时，未来也不会过时。（作者系中国基金报记者 付建利）
当经济增长遭遇天花板
今年的7月7日，是杨小凯逝世10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后，国内举行了小规模的纪念活动，网络上也零星出现了一些悼念性文章。其实，对于国内民众而言，杨小凯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更不是炙手可热的网络红人。原因在于他与国内媒体沟联不多，与学术界、经济界互动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十来年，而且这些活动大多发生在网络大规模普及之前。人们对他的认识，除了曾经给他带来10年牢狱之灾的那篇《中国向何处去？》常常成为谈资外，大多处在一鳞半爪状态。
然而，对杨小凯的纪念、认识与评价，如果仅仅停留在目前这样的阶段，那一定是中国的不幸。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世界经济学界，杨小凯取得了华人经济学家中最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梳理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解读亚当·斯密建立的以分工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从而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众所周知，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采用边际分析方法，借用数学方式对资源分配与效益最大化做出了精密严谨的理论解释，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的话语体系，从而重构了古典经济学并成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主宰着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主导了经济学家的社会咨询活动。可以说，新古典经济学所获得的青睐、所具有的影响力与渗透力是其他社会科学难以企及的。但是，杨小凯摆脱边际分析，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在网际经济的基础上重新解释经济活动与经济联系，并赋予分工、效益最大化、规模经济等核心概念以新内涵，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这样的前沿性探索令经济学焕然一新，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力。
其实，除了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之外，杨小凯值得我们纪念的更在于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与倾心，以及他从学术立场出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有学者在追踪杨小凯的学术研究之路后，认为杨小凯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将学术理想、学术研究置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背景之中。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其中透露出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拳拳之心。正因为这样，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毫无疑问，杨小凯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杨小凯对国内改革的关注与研究大多发生在2000年之前，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刻。他以锐利的目光直面社会现实，贡献了自己的洞见。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僵化的体制、粗放的经济、冲突的观念与暴戾的社会矛盾时时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刻在考验着全社会的智慧。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从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到建立市场经济，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物质财富日益丰富。这是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取得的最明显的成就。然而，这样的快速增长已经难以为继，遇到了天花板。尤其是2008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生产总值告别了10%的高速增长而慢慢回落。近年来，围绕增速下降，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虽然各方对增速高低看法不一，但有一点共识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粗放的经济增长已成往事，中国经济明显处在市场化无法进一步深化的尴尬状态。
相较于数量化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更看重社会的转型与进步，体现为“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得以全面贯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一些制度性的变革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产品换代、技术升级、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企业重组、行业整合等，更要包含利益关系重构、利益机制重塑等，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各尽所能、自得其所、多元包容、发展和谐”的昌明社会。因此，本质上，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有念于此，对照杨小凯十多年前的论述，令人不甚嘘唏。
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国企改革、行政垄断去化改革……去天花板之路依然漫长，中国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制度变革与体制转轨。（作者系证券时报市场部副主任 肖国元）
从杨小凯与刘道玉之交思钱学森之问
志存高远、刻苦自学、伯乐提携、海外深造，是杨小凯从求知少年成长为杰出经济学家道路上的几个关键因素。命运多舛的杨小凯在治学生命中有幸遇到多位伯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
杨小凯出生于1948年。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株连。1968年，杨小凯因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被批判，在康生点名问罪的背景下，杨小凯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刑满释放后，杨小凯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数学等课程，后来又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从事校对工作。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杨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杨小凯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杨小凯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
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的情况，对他的才华极为赏识。经过刘道玉的运筹与多方努力，杨小凯调入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随后不久，武汉大学将杨小凯破格晋升为讲师。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杨小凯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武汉大学讲学，他与杨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对杨小凯的才华和成果十分欣赏，并邀请杨小凯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当杨小凯正式提出赴美留学申请时，武汉大学党委常委会却不予通过，绝大多数常委认为杨小凯坐过牢，在政治上不可靠。刘道玉为此辩解说，杨小凯坐牢属于冤假错案，已经平反，坐牢一事不应影响他出国留学。左倾思想占主导的武汉大学党委最终没有采纳刘道玉的意见。爱才心切的刘道玉决定绕开武汉大学党委，为杨小凯争取赴美留学的机会。刘道玉建议杨小凯请邹致庄教授给中国国务院总理写信，向中国政府表明邀请杨小凯赴普林斯顿大学留学的意愿。杨小凯依计行事。很快，邹致庄教授的信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的批示：“邹先生的要求应当支持，请武汉大学办理。”有了来自国务院的“尚方宝剑”，杨小凯赴美留学终于成行。
到了普林斯顿大学这个世界顶尖的学术平台，杨小凯如鱼得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学术时光。这期间，刘道玉批准了杨小凯的妻子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还经常给杨小凯写信，鼓励他在学术上砥砺前行。杨小凯没有辜负刘道玉的期望，他以留学为新起点，实现了学术生涯的新飞跃，终成誉满全球的经济学大师。
遗憾的是，刘道玉与杨小凯的交往虽然成就一段佳话，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圆满。1988年，思想开明、勇于改革的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被突然免职。受此影响，本来打算留学结束就返回武汉大学工作的杨小凯，在百般煎熬中选择在国外大学任教，并最终于2004年客死澳大利亚。
杨小凯是不幸的，因为反复折腾的阶级斗争浪费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求知岁月；杨小凯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命运的多个十字路口上总有伯乐眷顾，让他能在学术上脱颖而出并最终大器晚成。对比杨小凯的不幸与幸运，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两者孰轻孰重以及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充满着太多的变数与不可确定性。杨小凯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不健全的必然结果；杨小凯的幸运，则在很大程度归功于伯乐提携这一偶然因素。纵观杨小凯的学术生涯，可以说，如果没有刘道玉的鼎力相助与大胆提携，他能否登上经济学研究的巅峰，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而将这个问号加以延伸，就会让人联想到“钱学森之问”，即2005年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面对温家宝总理发出的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千里马或许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杨小凯”或许常有，而“刘道玉”不常有。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稳定的人才培养机制与成长环境，更多的杨小凯们就有可能被埋没。惟有以民主与法治为基石，建立一个思想自由市场，再毗邻该市场建立去行政化、回归学术本位的大学殿堂，英才如杨小凯者，方能诞生其间，张小凯、李小凯、王小凯、赵小凯……方有望负笈而来。倘如此，则“钱学森之问”可解，而“杨小凯式”的不幸与“刘道玉式”的失意，也将不再重演。（作者系证券时报评论部记者 孙勇）
杨小凯生平简介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男，原名杨曦光,出生于中国吉林省敦化，在湖南长沙长大。1968年，高中生杨小凯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因此被判入狱10年。杨小凯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1979年出狱后，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
杨小凯曾经受到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赏识，被破格聘至武汉大学任教，在武大教书期间，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邹至庄访问武大期间，惊异于杨小凯的才华，推举他到普林斯顿读书。1988年杨小凯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岁。
杨小凯生前为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
杨小凯学术简历
1962年至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
1968年至1978年，在监狱服刑期间向与其共同关押的大学教授、工程师等人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
1979年出狱后，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1年；
1980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毕业，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
1988年，被授予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
2000年1月，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http://epaper.stcn.com/paper/zqsb/html/2014-07/16/content_593085.htm
（稿件来源：《证券时报》2014年7月16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