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邦媛
编者按:齐邦媛(1924—),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1947年到台湾,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本文节选自其著作《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读和背《云雀之歌》的时候,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着必须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艰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学传说,嘉定师管区的军人说:“这些女学生平时那么骄傲。随军进山的时候就骄傲不起来了。”也有人说,“这是左派‘前进分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谣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学向学校建议,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队伍一起随军进山。”
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1945年4月初,在弦歌不绝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戴着脚镣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华,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五年,对我是很长的时间,二十六岁也尚遥远,而我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样子?爸爸信中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岁,“有生之年”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师(指朱光潜,编者注)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而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读雪莱《金舌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为何欢笑》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编辑: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