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发林
1945年8月10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到乐山。是夜,整个乐山城开始沸腾。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以武大力讯社学生燃放鞭炮为先导,一条奔流的河在乐山城泛滥开来,欢呼胜利之声响彻云霄。其间,“珞珈三女杰”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高举火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时乐山发行的《诚报》记载:“平时甚少外出之武大女教授袁昌英先生因闻倭寇投降消息,特携其男女公子参加游行行列,状极愉快。苏雪林教授手举火炬,一马当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三位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都已享誉文坛,过从甚密。国难深重、山河破碎之际,前方将士效命疆场,作为那个时代的优秀女性知识分子,她们在大后方坚持以所学所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尽一份责,出一份力,彰显了战时中国知识女性的大义、坚强与善良。
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与1932年访问武大的胡适等在一起
袁昌英:为义勇军缝制棉衣
“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老师的袁昌英带领女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了千余套棉衣。
为保证这批援军物资的安全,她给胡适写信,拜托其协助联系寄交棉衣的处所。信中写道:“我们住在武汉方面的人,虽然尚未直接感受日本鬼的威吓,可是精神上也够痛苦了。每一想到北方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之中,与敌人奋斗的艰苦,就不免流着同情泪。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我们做女子的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最近又发起了一个小小的运动,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
同为武大教授的杨端六、袁昌英夫妇数度为抗战捐献大额款项,100元、500元地捐,总是站在捐献的最前列。
此外,袁昌英率先签署抵制日货宣言,自称是抵制日货的“强硬派”,不管日货多么便宜多么美好,都一概不买,也不准家里任何人买,堪为抵制日货的“国民表率”。
抗战时期的袁昌英
苏雪林:节衣缩食捐金条
苏雪林是一位积极而乐观的爱国主义者,当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住在珞珈山二区的苏雪林激动得留下了眼泪。
1937年的8月24日,苏雪林来到上海大公报馆,找到了时任大公报报馆文艺编辑的萧乾,把自己十多年来的积蓄五十一两金条(时价合计七、八千元)交给了他,请代为捐献给政府,作为抗击日寇之用。苏雪林平时教书、出书所得要供五、六个侄辈求学,经济并不宽裕,这些金条全是平时节衣缩食而来,如今悉数捐出。
当年的《大公报》刊登了这一消息,称“若苏女士之爱国忘身非同凡众,吾国人士平日爱慕其文章者甚众,此时必为其忠义壮举感动,闻风兴起也”。
即使在战况万分恶劣之际,苏雪林也未曾悲观丧气,她支持并勉励自己的外甥从军,并给他写了一封真挚而热情的信。
1937年,苏雪林摄于书房
凌叔华:为战时儿童代言
1937年10月,武汉大学成立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作为家属的凌叔华积极加入其中,并随工作组赴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
回去之后,感触良多的她写了一篇题为《慰劳汉阳伤兵》的通讯,寄到《国闻周报》发表并入选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散文选》。文中说,“当时没有对他们说什么话,且觉得也不必问什么话了,可见战胜日本是全国人的快活。”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陈源、凌叔华夫妇双双加入,陈源还当选为协会理事。凌叔华高度关注战时儿童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投书报刊为他们代言。她坚持主张:“把接近战区以及有被轰炸危险或村镇中的儿童尽量收集,尽力把他们移送较为安全的地带。最好能教养他们,使其在抗战岁月中,身心得到良善发育。”“不作无谓的牺牲,保留一条有希望的生命就是为国家保留一分元气。”
凌叔华还自制了床罩等一批手工艺品,请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代为出售,以期用所得之款项捐助给国内战时儿童保育院。
1936年,凌叔华摄于珞珈山十八栋阳台上
(供图:张发林 编辑: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