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校长是中共“一大”代表，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享有盛誉的哲学家、教育家，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学校以师为本，治校先育师。今年是我校建校120周年，在我校历史发展进程中，有一半多的时间（64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办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是一个新课题，李达紧紧抓住师资队伍建设这一根本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
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高等教育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为此，李达在全体教师中开办了夜大学。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至九点，他亲自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授课地点在南三楼（现在行政大楼旁的教一楼），教工会给每位教师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本学习资料。李达讲课，每位教师都必须参加。记得有一次讲到“什么是真理”时，他说：“真理是具体的，真理只有一个。”课后，大家议论开了，有人说：“我们说社会主义好，人家说资本主义好，究竟哪个好？哪个是真理？如果两个都好，那就有两个真理，而不是一个真理。”大家递了许多纸条，请李达解答。李达说：“这个问题我上次讲过，真理只有一个，一个就不是两个。”有人还是听不懂，认为他的回答太简单，只是重复了上次讲的。李达接着说：“重复就是力量。”这句话让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几个青年教师在课后讨论时认为，其实李校长讲的“真理只有一个”，是指社会主义好才是真理；说“重复就是力量”，表明他坚持社会主义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
1954年，社会上刮起一股实用主义歪风，为批判这一错误思潮，李达在学生斋舍旁饭厅的二楼小礼堂，作了一个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学术报告。参加听讲的有来自全国高校的哲学教学人员，我校哲学系师生，马列主义教研室全体成员，及苏联哲学专家贝斯特雷赫等约五百人。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讲座，并坐在小礼堂后排。我记得很清楚，李达批判胡适“有用就是真理”的谬论。他说：“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不一定都是真理，有用的东西也不能都说是真理”。他举例说：“有用，要看对谁有用。旧社会存在妓院，妓院里的妓女对鸨儿是有用的，能为她（或他）赚钱，这能说是真理吗？不能。这是社会的污垢，不是真理。真理是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不能说存在就是真理，也不能说有用就是真理。”
李达的学术讲座和夜大学的讲课，对澄清教师中的糊涂观念具有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李达对在高等学校培育一支马克思主义教育师资队伍给予了特别关注。我是1953年夏末到武汉大学的，安排在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学研究室（现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前身）工作。这个教研室的基本任务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工程，非常重要，李达亲自兼任教研室主任。教研室设在山上老图书馆右侧。我是学经济的，报到后，被分配教《中国革命史》。当时，这门课在全国来说是一门新课，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专业师资队伍，对我来说很是陌生，对教研室其他人也是一个难题。有鉴于此，李达决定让几位青年教师在王宗华老师的带领下，到江西庐山李达的别墅去备课。学校还专门配了一名临时炊事员做饭。路经九江时，我用第一个月工资（43元5角）中的6元钱在新华书店买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带上庐山，作为我备课必读的经典著作。在山上，我们每天上午和晚间看书学习，做笔记，写心得，下午集体讨论。当时，我们弄到一份在中国人民大学听何干之老师讲课时的手抄笔记，油印后每人一份，作为学习讨论的重要参考。学习讨论的重点是认真领会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把大家一致认同的讨论结果写成文章，这是当时备课和后来讲课的主要内容。在庐山备课学习有两个多月，一直到过了中秋节才回校。经过两个多月的备课学习，我们的主要体会如下：
第一，集体备课，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集体备课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拓展思路，发挥集体智慧。同时，也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团结协作，共同提高。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长期坚持这一做法，针对教学中的重点、难点，分配专人事先准备，在教研室作中心发言，经过讨论，取得共识，发挥优势。
第二，上讲台前，必须写好讲稿。在学习笔记的基础上，要求每位讲课教师独立写出各自的讲稿，没有写好讲稿的，不能上讲台讲课。虽每个人都有一份中国人民大学的听课笔记为范本，但是不能照本宣科，必须有自己的讲稿。这是因为写一次讲稿就是再次熟悉、消化教学内容的过程，是更进一步提高备课质量的需要。尽管如此，一份讲稿也不能多年使用，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不断更新和充实，做到时时新、日日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
第三，每人讲课之前，都要试讲。因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兵，第一次上讲台，要特别慎重。讲课之前，必须在教研室内部进行试讲，请各位老师点评、提意见。这些意见包括教学重点的选定，教学内容的繁简，教学语言的简明、生动，教学方式方法的演练，以及怎样在黑板上板书等，这些都是每位教师的基本功。不仅对新教师是如此要求，而且对于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在讲新课程或本门课程的新内容时，也是如此。
第四，史论结合，突出重点。开设《中国革命史》这门课，既是革命传统教育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又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实际中的运用，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国革命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沃土，必然要受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讲中国革命史，必须突出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毛泽东思想。
第五，要注意吸收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充实教学内容。讲课既不能照本宣科，又不能踏步不前，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李达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他告诫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你们讲授《中国革命史》，要时刻关注新的史料的发掘，特别要关注对毛泽东著作研究的新成果，这是讲好《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功。”为此，我们在注意收集报刊杂志上刊登的革命史资料的同时，还走出校门集体参加了武汉地区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小组，进行学术交流。我个人还特地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去学习教学经验，抄录有关资料。
这些学习经历让我收获很大，对以后的教学很有益，但它只是我成长的起点。
庐山备课学习结束返校后，我们即走上讲台。在教学过程中遇到难题时，我们就向李达请教。比如，党的成立经过，我们讲不清楚。李达召集我们到他家，在书房中向我们详细介绍。他说：“‘一大’会议的召开，是我亲自发的会议通知，各地来两个代表，同时汇去两百块光洋做路费。”“一大”代表为什么住在博文女校楼上？是因为王会吾（李达夫人）与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相识，都是上海“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会议期间为什么法国巡捕房来搜查？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英语发言，而且声音很大，法国巡捕路过时引起怀疑。为什么搜查又扑了个空？是马林有经验，他带头首先离开会场，其他代表鱼贯而出。“一大”讨论的党纲没有被发现，是李汉俊把草稿塞进了抽屉底下的夹层，巡捕只检查抽屉，而没有查夹层。会议最后为什么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船上继续进行，而不在上海就近找个地方？那是王会吾安排的，她是浙江嘉兴人。这些讲解，对我们讲授党的成立，大有裨益。又比如讲辛亥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而参加革命，对此我们不理解。我们带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提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为什么不说辛亥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李达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还不是自为的阶级。所以不能说辛亥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多也只能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并肩战斗罢了。”李达这些讲话，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们把这些细节转讲给学生听，学生也很喜欢。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李达还让青年教师到实践中去锻炼。1954年，武汉洪水成灾，长江水位超过警戒线，武汉三镇都在水位以下，全靠长江大堤护卫，大堤一决口，人民的生命财产将受巨大损失。保护长江大堤是武汉防汛的第一要务。李达派青年教师去防汛，我被安排在汉口龙王庙江边的一小段堤防，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次，我发现一块“橡皮土”，就用粉笔划了一个圈，赶紧打电话到指挥部报告险情。不一会抢险队来了，认定堤下出现泉涌，立即将一包包麻袋装好的黄豆堵住洞口，再将用竹笼装的石块滚放到堤外，中间一层抛粘土。解放军战士一个个英勇地跳进江中，手挽手地筑成一排排人墙抵挡洪水冲击，终于把洪水治伏了。长江大堤保住了，胜利的喜悦流露在每一个人脸上。我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向解放军同志学习，你们是好样的！”我守堤有一个多月，回校后，李达把盖有他亲自签名的慰问信送给我们，表彰我们为人民保护大堤的英勇精神。此后，我还和同学一道参加了长江大桥施工的实习活动。这些实践活动，教育了我要实心实意地做一名人民教师，把学生教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
在李达亲自组建和精心培育下，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队伍，在武汉大学逐渐茁壮成长起来。应该说，李达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队伍的创始者、培育者，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队伍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徐懋庸任校秘书长期间，许多校务经由他处理，李达只是新学年举行开学典礼时做个开学报告，向全体教师和学生代表讲述该学年的主要事项，但这个报告由他亲自准备。记得1954年李达参加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返校后，向我们介绍大会盛况时，他讲到“全国人口已达六亿”。顿时，全场沸腾，大家高兴地跳跃起来，把体育馆的木地板都跳断了几块。那时我们脑子里的概念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虽然时间已过去了近六十年，但李达的这些往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记。（作者系马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授）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武大精神之我见）
（编辑：田业胜）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启事
http://news.whu.edu.cn/019/2011-12-21/128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