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泉水
今年8月，我和夫人在新疆伊犁度假，同行的还有我的学生刘泽、学生的学生高恩来及他们的家人。一路上，我们聊科研、聊教育，也聊年轻学者如何选择自己的成长环境。
刘泽、欧阳稳根、高恩来，都曾在清华大学微纳米力学与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中心（CNMM）的交叉创新环境中成长，后来先后扎根武汉大学。多年过去，他们不仅各自形成了独立的研究方向，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培养下一代学生。
这让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适合创新人才成长的“好环境”？这篇文章，想从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出发，谈谈科研、师承、教育，以及一片允许人按自己方式生长的土壤。
一次特别的“慢下来”
从8月5日到13日，是我从北京南下深圳，先后创立自超滑技术研究所（2019- ）和零一学院（2021- ）之后，八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度假。
之前二十多年里，几乎每年我都会和家人安排一段度假的“空档期”。回头看，我多数最具创新性的想法和最大胆的决定（如2002年开启自超滑技术和本科/研究生教育改革，2009年创办钱班，2018年孕育零一学院等），都是在放下手头紧张工作、在休假或学术访问途中“慢下来时”成形的。
这一次，我和夫人骆淑萍一起，去了新疆伊犁。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学生刘泽和学生的学生高恩来，带着他们的夫人和两家分别15、11和9岁的3位儿女，陪我们度过了一次非常愉快、也非常特别的假期。
新疆之行的时光
在伊犁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一起开车、爬山、看景、聊天、娱乐。有了远离日常事务的时间和空间，我得以从容地了解他们现在做的研究、如何指导学生、他们小孩的学习成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多次深度的讨论。
对我来说，这样的一次“重新慢下来”，既是个人的一次回看与再出发，也是一次很具体的“现场调查”：看一看过去二十年在清华做的那些教育实验、在CNMM和零一探索的那套东西，在另一片土壤——武汉大学——到底长出了什么。
对正在思考人生选择、职业方向和教育方式的年轻人、家长和老师，也许这类具体的故事，比抽象的口号更有参考价值。所以，我希望把这次度假中的启发整理成一两篇推文，与更多人分享。
三棵“不扎堆”的树：从CNMM到武大的“一人公司”
不少人知道我创立了清华钱学森班、深圳零一学院和自超滑技术，但知道我2010年牵头创建了清华大学第一个校级交叉中心——“清华大学微纳米力学与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中心”（CNMM）的人可能不多。
2010年CNMM创立照片
左图前排中四自左向右：陈吉宁校长、黄克智院士、H. Rohrer（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王崇愚院士
CNMM初创成员14人，分别来自清华多个院系，以及北大微电子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涵盖力学、物理、材料、化学、生物、微纳器件等学科；通过对每一名研究生实施多人共同指导，探索交叉原创的研究与创新型学生的培养。在时任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校每年专门给我们20个博士生名额，自主招生，学生来自清华乃至全国的不同学科，借鉴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模式，集中到CNMM这个平台上，并与清华钱班的本科生一同培养。那是一个刻意让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被迫”在一个实验室工作的环境。
在CNMM鼓励多学科交叉创新的氛围里，从0到1开创了自超滑技术，协助催生了钱班模式和“生物体的力-生-化模型”（冯西桥，该理论创立者，202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十六年后回望，这个中心培养出了一大批具备交叉原创能力的青年学者——今天这三位主角——刘泽、欧阳稳根和高恩来，都是在这片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刘泽是我2007级的直博生，本科毕业于哈工大。很多人不知道，我们2012年报道的第一次在微米尺度观察到自超滑（原结构超滑）文章的第一作者正是他。所谓自超滑，就是两个表面（之间无润滑剂）相对滑动时，磨损为零、摩擦近零；其物理原理是亚纳米尺度的“范德华间隙”和非线性连续介质力学。2017年，自超滑的开创性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我是第一完成人，其他获奖人分别是刘泽和我另外三位直博生：刘哲（1997级，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徐志平（2002级，现清华大学教授）和刘益伦（2005级，现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对我来说，师生同台获奖比奖项本身更让人欣慰和骄傲。
毕业后，刘泽赴耶鲁大学做了三年博后，2017年成为武汉大学正教授，现在是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他把在CNMM养成的对界面物理的敏感，带进了制造端：从金属纳米模塑，到自超滑辅助的原子级制造，从热力学原理到技术实现，把一条“界面—制造”的线走通。相关工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Physical Review Letters、JMPS等期刊。
欧阳稳根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是珞珈山送出去、又绕回来的孩子。他是CNMM招收的第一批直博生(2011级）。起初我安排他做自超滑实验，他过一段时间明确说自己更想做理论——这样早早主动说出自己真正想做什么的学生，并不多见。为此，我邀请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化学系的理论摩擦学大家Urbakh教授联合指导他。在Urbakh教授处，他系统学习了摩擦学理论与非线性动力学。博士毕业后，他进Urbakh教授课题组做博后。从2012年开始，Urbakh教授和其所在的特拉维夫大学与CNMM开展了长期密切的合作，这是后话。
稳根2021年回到武大担任正教授。他的工作主要围绕自超滑。要理解自超滑这样的界面行为，既要懂力学、物理、化学、材料，也要有扎实的理论与计算功底。他为这类范德华界面发展出一套兼顾精度与效率的计算方法，被收录进LAMMPS等国际标准软件。2024、2025年，他与上海交大团队合作，接连在Nature、Science发文。如今，他和刘泽、高恩来在武大并肩，共同指导学生，还一起带本科生在Advanced Materials发文——这在很多地方并不容易实现。
高恩来是CNMM的2013级直博生，主导师是徐志平（前面提到，也曾是我的直博生）。恩来在CNMM的环境里养成了跨界的习惯，后来在自超滑领域成为我的重要合作者。可以说，高恩来既是我的“学生的学生”，又在新的阶段变成了合作者。
高恩来博士毕业后直接到武大工作，六年后成为正教授，2024年入选国家级高层次青年人才。他提出了“原子刚度”等微观力学概念，把机器学习、符号计算等方法引入传统固体力学，建立了一套新的宏观力学性能预报理论。借助这套理论，他们探明了模量、强度的理论上限，筛选出一批具有极限性能的材料；与此同时，他也参与了自超滑工程化的攻关，把大尺度自超滑的临界压力从几百兆帕提到几个吉帕。他以第一/通讯作者身份在Science、PRL、Matter等期刊发文60余篇，牵头制定了一项国家标准（GB/T 43251-2023）。
我们在新疆，谈了很多关于研究型大学和职业选择的认知。自2002年开展教育研究和创新以来，我亲自指导和深度影响的学生（南昌黄克智班、清华钱班和CNMM、深圳零一学院等）总数逾千。过去在不同场合，我多次说过类似的话：“与其到顶尖大学内卷，不如到不那么拥挤的大学放飞。”
这不是对“顶尖大学”的否定，而是对“好环境”的重新定义——一个地方能给你多少资源，和它允不允许你按自己的方式生长，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今天想说的三个年轻人——刘泽、欧阳稳根、高恩来——正是在武汉大学这样一个相对“不那么拥挤”、也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里，按自己的方式长出来的树。
进入AI时代，一人公司（One-Person Company, OPC）正成为创业领域的一种新兴范式。AI技术极大降低了个人创业的门槛——一个人可以借助大模型完成产品设计、代码编写、市场推广等过去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使得“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从理想变为现实。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研究型大学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制度，与OPC在本质上高度同构：它们都是将“责任”与“风险”高度集中于一个“关键人”的制度设计。PI作为独立实验室的负责人，拥有独立的经费、团队和学术方向，承担从课题设计到成果产出的全部责任，类似于OPC的“一人股东+董事”；其学术声誉和职业生涯与实验室的成败深度绑定，正如创业者与公司的命运被公司法锁在一起。
不同的是，OPC的核心是“有限责任”的风险隔离，而PI的核心是“学术声誉”的无限放大——成功则收获学科影响力，失败则可能面临职业断层。AI时代，这种“一人责任体”正在从企业向学术界蔓延，PI对实验室的控制权、资源调配权和风险承担权，也像OPC股东一样需要独立的财务和制度保障；否则，一旦陷入“经费混同”或“方向溃散”，所谓有限责任在学术圈并无真正的防火墙。这也正是零一学院“青Pi→超Pi”（注：Pi=Pioneering Investigator，是钱班一群追求卓越的毕业生，2025年夏在零一学院提出的一个概念，我特别喜欢；青=青年，超=超越自我）成长链条的制度原型——用独立课题和长期陪长，让X型人才在真实风险中完成从“执行者”到“责任主体”的跃迁。
这样的“一人公司”并不排斥团队，也并非鼓励单打独斗；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最懂得与他人协作的人。这种模式极需“领导力”，因此，我们一起，用了不少时间交流领导力的问题。
在CNMM、钱班、自超滑和零一体系里，目标都是培养改变未来世界的“创新领袖”——我们一直在尝试把高潜创新学生（X型学子）陪长成这样的“一人公司”；这三位从清华出发、后来在武大扎根的青年学者，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 他们能自己发现和定义问题，而不是只等题目分配；
• 他们能搭起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技术框架，而不是只做其中一段；
• 他们能把科研和工程落地对接，而不是停在论文层面；
• 他们还能把这条闭环路径拆解给下一代学生，让更多人尝试跑一遍。
这样的“一人公司”，并不是任何一个学校的“专利”。
清华大学CNMM提供了一个高度密集、资源丰富的训练场，让学生们在直博生阶段就完成了从“学生”到“可以独立跑一个闭环”的过渡；武汉大学则提供了一片相对不那么拥挤的土壤，让他们在青年教师阶段，有空间按自己的节奏做研究、带学生、搭团队。
从清华出发，在武大长大，这并不是一个平台优劣的比较，而是一个“不同阶段适配不同环境”的现实路径：
• 在极其密集的环境里完成高强度训练；
• 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把这套能力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研究和教育实践。
从一人公司到一片土壤：高恩来的创生教育实践
如果说上一节更多是在讲科研，这一节想讲的是教育、是师承——更具体一点，是讲高恩来怎么带本科生。
我主要师承了黄克智先生。2026年4月，我的学生马明（2004级直博生，现清华大学副教授）、刘泽、欧阳稳根和学生的学生高恩来，与我一起在南昌大学黄克智先生的铜像落成仪式上的照片，见证了创生教育理念的可自发传承性。恩来是一个意外出现的极好案例。
从左到右：高恩来、欧阳稳根、黄克智雕像、郑泉水、马明、刘泽，2026年4月19日拍摄于南昌大学
CNMM和钱班工作组一直合署办公，CNMM实验室对钱班学生完全开放，不少钱班学生爱与CNMM的研究生们混在一起做实验和学习。恩来2018年加入武汉大学时，还不是博士生导师，没有自己的研究生。受我们在CNMM带钱班本科生的影响，他决定尝试带本科生。最近，他在系统整理他在武汉大学力学系指导本科生研究的案例和方法，打算出一本书。在伊犁我们一起时，我看过他的未完书稿，感到特别有意思、很感动、受启发。他还说，他当下的10篇代表作，有近一半是与敢想敢做的本科生一起做出来的。故征得他的同意，下面分享其中的几个典型案例。
他最早指导的本科生之一，是2017级工程力学专业的李同学。
李同学刚进组时，成绩单并不好看：大一逃课、踢球、打游戏，几门公选课挂科，完全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标准。他在班群里看到高恩来招科研助理的信息，就跑去高恩来的424办公室面谈。恩来问他：你到底想做什么？他回答说，希望“发展一套理论，理解并预测万物的流转”。
这句话听上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李同学说的时候眼里有光。恩来后来写道：这不是在“装”，而是对未知的纯粹好奇——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收不收这样一个学生，他当时其实也是犹豫的；但一场谈话下来，他决定先给一次机会。
一开始，李同学接到的两件任务，严格意义上都没有“做成”。
第一件，是调研碳基薄膜的文献，他熬了很多夜写出一稿，结果被导师整篇推翻重写；第二件，是从 Materials Project数据库里挖晶体结构数据，他卡在下载脚本的最后一步，最后还是高恩来亲自跑通。
对很多传统导师来说，这样的“失败”足以证明“这个孩子不适合科研”；但高恩来没有急着给他贴标签，而是做了一件在我看来非常关键的事：先给他一块稳定的空间和时间。
恩来的小小办公室，那几年逐渐成了一个微型“创生车间”。
本科生没有正式工位，他就在424办公室里划出一块区域，给李同学和另外几位本科生背靠背地坐下来，一起查文献、写代码、讨论问题。白天围着课题激烈讨论，晚上一起去珞珈山走路、到东湖骑车，有时也会出去聚餐、唱歌。学生记得他总会点那首《向天再借五百年》，把平日里的压力用半首歌的时间释放掉。对这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科研不再是一间冷冰冰的实验室，而是一种可以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体”。
恩来还刻意创造一些“非课题”的训练场景。
课题组刚成立时，需要一个网站对外介绍，他特意把搭建网站的任务交给李同学。搭网站这件事和力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刚进组的本科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那一周，他在宿舍和424办公室之间来回跑，一边查各种代码，一边不断犯低级错误，再一遍遍更正。高恩来在旁边盯得很细，从网页排版到给国外教授发邮件的格式，都逐条改。这件事最后的成果只是一个课题组网站，但在这个过程中，这位原本“粗线条”的学生开始意识到：细节的代价是什么，独立负责一件事情是什么状态。
科研上的要求则一点不“放水”。
李同学的第一篇论文，是在一次自驾西藏途中完成的。2019年暑假，他白天替家人开车，晚上在酒店推导公式，用不到一周时间把关键推导做出来。论文初稿写完之后，真正的“折磨”才开始——稿子改了数不清的轮次，每一版，高恩来都会从标题、摘要一直改到图注和参考文献。第一篇论文在EML发表后，他又陆续在 JMPS、ACS Nano、Chemistry of Materials、npj Computational Materials 四个期刊发表四篇论文，提出的材料各向异性度量被知名力学分析软件采用，还参与发现了迄今杨氏模量最高的块体单晶。
然而，故事并没有按“固体力学直博→青年PI”的常规路径走下去。
在拿到湖北省“挑战杯”特等奖、教育部力学教指委毕设A类优秀论文之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着迷的是理论物理。和导师多次讨论之后，他选择去华为工作两年，一边写代码，一边继续申请博士，最终转向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高恩来的看法是：本科科研最有价值的成效之一，不是把所有学生都“留在本专业”，而是让一个人在二十岁出头就看清自己究竟热爱什么，并有底气去追随这一点。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21级工程力学本科生靳同学。
她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高考前的唯一目标是“考上理想大学”。进了武汉大学之后，面对各种专业宣讲，她一度很迷茫：金融、计算机听起来都很“有前途”，但她知道自己并不真正喜欢。大一那年，她通过土建学院的“烛光导航师”制度认识了高恩来——那次中秋聚餐，她第一次看到课题组里的师兄师姐如何一边聊科研、一边聊生活，意识到大学并不仅仅是刷绩点和考证。
真正的转折，是她第一次主动敲开424办公室的门。她坦诚自己不知道该不该做科研，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高恩来没有立即让她“签项目书”，而是先给了几件小事：整理一份文献列表，用Python重现一段已有的计算，帮师兄验证一个数值结果。每完成一件，他就带着靳同学一起复盘：哪里耗时太久，哪些步骤可以自动化，哪一段是“看似无用但值得做”的。通过这样一系列具体的“小任务”，一个原本只会写标准答案的学生，慢慢体会到科研不是“神话”，而是一条可以被拆解、被练习的路径。
大二暑假，靳同学正式以本科生身份加入课题组。从那时起，她在高恩来的带领下走过一条完整的“本研贯通”路径：用两年时间，从一个对科研一无所知的新生，成长为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本科生；期间，她主持国家级大创项目，在“挑战杯”中拿到全国一等奖、湖北省特等奖，获得教育部“提问与猜想”二等奖、英诺大学生创新成果奖特等奖，成为武汉大学“十大珞珈风云学子”中科研赛道唯一的本科生。对我来说，这背后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从一个“只会做题的人”，变成了敢于自己定义问题的人。
像这样的故事，在他和刘泽、欧阳稳根的课题组里还有不少。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成功案例”，也可以把它们看成“创生教育在一个普通本科生身上的具象化”。在我看来，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事实：在不那么拥挤的土壤上，只要环境允许学生多做几次“看上去没什么用”的尝试，允许他们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犯一点“方向上的错”，就有可能长出一些并不“标准”，但非常有生命力的树。
后记
这也把视角重新拉回到了环境。
武汉大学的力学学科，客观来说，并非资源最集中、排名最靠前的平台。但正因为如此，它没有那么多“标准动作”要完成。它给了三个年轻人刘泽、欧阳稳根和高恩来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用自己的节奏推进研究，用自己的方式培养学生，用自己的方向定义自己。
从清华到武大，从CNMM、钱班、零一，到武大力学系——他们三个人在同一个院系，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撑。他们不是“抱团取暖”，而是各自长成了不同的形状，让一个原本不算强的学科慢慢有了自己的高地。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哪一所学校”，而在于：这个环境是不是允许你选择“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只做别人期待你做的事。
好环境，不一定是资源最多的那个；真正的好环境，是允许你按自己方式生长的那片土壤。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大只是这类土壤中的一个例子。任何一所愿意给师生足够空间、鼓励他们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多做几次“非标准选择”的学校，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方。
对我而言，我在武大看到的，不只是三棵树，而是一片正在生长的创新土壤。
三人都已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都是博士生导师，都有稳定且活跃的课题组。如果你刚好是微纳制造、表界面力学或固体力学方向的青年学者，不妨关注一下他们的课题组——在武大，有一片可以用你自己方式生长的土壤。
而这片土壤的根系，并不只是某一位导师或某一个项目。它可以追溯到清华钱班，追溯到CNMM这样早期探索交叉原创培养的试点，追溯到零一学院正在进行的创生教育实践，再追溯到武大自身“敢为天下先”的传统。一条跨越二十年的人才培养探索路径，正在武大生根发芽。
他们的成长轨迹，将在高恩来未来的著作中，以及我继2025年出版的《破界创生——从清华钱学森班到深圳零一学院的创生教育》之后、拟于2027年出版的《X 型人才成长记（卷一）》中，得到更完整的呈现。后者，从“偏才的深潜”，到“破界的跃迁”，再到“引领的生态”，将是一本以理论模型为纲、以鲜活故事为载体的故事化概念书。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关注后续进展。（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