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程景弘
11月12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门诊候诊区,一名年轻女性突然晕厥倒地、一度没有呼吸。前来出诊的冠心病一病区主任胡丹教授跪地为其实施心肺复苏,将她从危险中拉回。一个月前,她刚在万米高空的国际航班上,光脚跪地近两个小时,救回一名休克乘客。

万米高空,没有“标准答案”
“Ladies and gentlemen, a passenger on board is experiencing an emergency medical condition…”10月17日,由中国北京飞往美国旧金山的美联航UA889航班上,这段中英文紧急广播打破了长途飞行的平静。刚在北京结束授课、正赶赴下一场国际会议的胡丹从熟睡中闻声起身,迅速冲过去时跑掉了一双鞋。
患者是一位40岁左右的美国华裔女性,只会说中文。飞机降落前约3个小时,她开始感到胸腹部不适、出汗,起身想找空乘求助,刚站起来就摔倒在地。胡丹赶到时,患者已意识丧失、脉搏细弱、皮肤干冷,处于休克状态。向空乘表明身份后,她迅速跪下,把患者置于平卧位,评估意识、呼吸、颈动脉搏动等生命体征,随即开始心肺复苏。
几分钟后,患者恢复意识,但仍十分虚弱。面罩吸氧、听诊、测血压、测血氧饱和度……胡丹一边俯身用中文与患者交流,一边用英文与机组沟通、记录病情。空乘人员全力配合:有人扶稳氧气瓶,有人寻找机上医疗设备,有人把她收集到的数据回传地面急救中心。考虑到患者摔倒时头部可能受到撞击,机上又无法做影像检查,胡丹只能靠反复的体格检查排查颅脑损伤。此时,患者体温仅36℃,生命体征依旧微弱。
万米高空的救治条件处处受限。机上没有现成的糖盐水,胡丹就请空乘取来配餐用的盐包和糖包,兑上温水,待患者能吞咽后少量多次喂服,以补充电解质、扩充血容量(即增加循环中的血液量,帮助维持血压)。没有热水袋,她就用机上材料自制“暖水瓶”,用毯子裹好为患者保暖复温;再把头部和脚部垫高,帮助血液回流心脏。

正当她准备为患者静脉滴注液体时,转机出现了——第三轮补液之后,患者血压从70/40毫米汞柱回升至130/100毫米汞柱,脉搏恢复到70次/分,颈动脉、桡动脉的搏动重新变得清晰,人也慢慢清醒。最直观的变化是声音:刚开始,胡丹必须俯下身、把耳朵贴到患者嘴边才能勉强听清;后来,她跪着就能听见了。
待病情趋于稳定,胡丹和空乘一起把患者转移到客舱最后一排平卧固定。等到患者睁开双眼,她才长舒一口气——也才注意到,自己脚上没有鞋。半小时后飞机平稳落地,患者被送往当地医院。落地后,美联航专门向她致谢。
“就想先把人救回来”
这已不是胡丹第一次在旅途中出手救人。此前,她已先后四次在国内外的航班、高铁和病区紧急施救。
“当时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想先把人救回来。”胡丹说。当被问到跪了近两个小时的双膝如何,她笑了笑:“比起把人抢救过来,这不算什么。飞机上的工作人员也都给了很大帮助。能这么及时把病人抢救回来,也得益于医院严格的培训体系——我在医学院给学生讲的,就是心源性猝死的诊断与治疗。”

在胡丹看来,机上的几个小时并没有什么特别。“任何一个受过训练的医生,在那种条件下,都会做同样的判断、同样的处置。”
让她事后反复想起的,是整个机舱里除了恰好有一名医生在,能做的事情太少了。“公众的健康意识和基本急救能力,才是距离倒地者最近的一道防线。”
与猝死赛跑的三十年
与猝死的赛跑,也在病房和实验室里继续。心源性猝死(因心脏原因在短时间内导致的自然死亡)起病急骤,黄金抢救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我国每年发病人数约54万,相当于每分钟就有1人发生;绝大多数发生在院外,整体抢救成功率仅1%至2%。在飞机上救回一个人,靠的是当时当刻的判断;要让更多人免于在毫无预兆的时刻倒下,靠的则是发病之前的工作。
作为楚天特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胡丹长期致力于心律失常、冠心病、心力衰竭与心源性猝死防治研究。在美国工作15年后,她选择回国,把多年所学投入国内临床与科研。她带领团队从基因入手,寻找可能诱发猝死的“隐形风险”,相关成果入选“中国心律失常领域近三年十大原创研究”,获“女科学家优秀科研成果奖”;她本人入选中华医学会中青年心血管病学菁英,是近5年心脏离子通道病方向最活跃的中国学者之一。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支持下,胡丹团队重点推进“心源性猝死精准诊疗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从建立中国人群心源性猝死数据库和监测平台、构建干细胞和动物模型,到推动风险预警、精准干预、个体化药物和器械治疗落地,再到风险分层、随访管理和公众救治培训。用胡丹的话说,目标只有一个——把猝死防治的关口,从“被动抢救”前移到“主动预警、主动筛查、主动治疗”。
东院候诊区的施救和万米高空上的出手,在她看来是一回事:都是在信息不全、时间紧迫的条件下,尽可能早地识别风险、尽可能准地做出判断。区别只在于,能救的是眼前的一个人,还是更多人。
“救回倒下的人,是医生的本分;让人不必倒下,是我愿意用一生去兑现的承诺。”从机舱到诊室,再到医学院的讲台,这位武大医学人三十年做的事始终是同一件:把防线往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