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者聪
1951年8月，我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9月到汉川参加土改工作，翌年3月1日回校。学校对全校学生进行了一次体检，发现肺结核病患者六七十人，我是其中之一。当时视肺病为绝症，我自然想起林黛玉的悲剧；又不禁想起1951年与我同时考入大学的两位同学，一个考取哈工大，因病退回长沙；一个考取湖南艺术学院，也因肺病退回老家农村，急得吐血。我联想到自己的学业、前途、命运不免有些伤感。
就在我苦闷之时，学校展示了极大的关爱，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专门辟出两个宿舍给学生养病，30多个女生就住在辰字斋，半天上课，半天卧床静养。学校每天为病号学生增加营养。开设小灶，每餐两荤一素，还另外增加两个鸡蛋、半磅牛奶。饭菜、开水全送到寝室，重病号还有专人洗衣服。学校爱生如子，那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呵护，如同一股和煦的春风吹进病房，吹进了我们的心房。这些豆蔻年华的姑娘们，从此在党温暖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生活、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们那时对党、对新社会十分热爱，对解放带来的所有新鲜事物十分敏感而又乐于接受。我们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积极争取入党入团，对革命书籍如饥似渴，尤其爱读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一些书籍，我记得《共产党宣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无脚飞将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在辰字斋养病时阅读的。
我们还时常背诵保尔柯察金的经典名句：“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我们学习保尔与病魔作斗争的精神，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牢记党的教导：把革命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我当时是一个特困生，没有一点经济来源，团支部给我评上了乙等生活补助费（每月2元零花钱），我执意不要，想到为国家节约一分钱也是好的。辰字斋每年都有同学提出申请入党、入团，我和席学媛（外文系）就是1952年7月在养病时入党的，从此确定了我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目标。我曾在养病期间做过团支部书记，还发展了几位团员。
当时我们不但喜欢看革命书籍，还喜欢唱革命歌曲，宿舍里经常传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再见吧，妈妈！》《喀秋莎》……有个女同学模仿男高音独唱，还挥手打拍子，气势豪迈雄壮，激发我们向上的革命热情，鼓舞我们的革命斗志。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有时我们会到宋卿体育馆跳交谊舞，参加化妆晚会，我记得我去过两次，都是穿着打补丁的布鞋，没有人笑话，更没有人瞧不起，那是一个多么纯朴的年代！
人们都知道终日紧锁着铁门的辰字斋，是女生肺病疗养之地，门前清冷，使人望而却步，哪会知道铁门里的姑娘们青春似火、热血沸腾！
1954年武汉遭遇百年未有的特大洪灾，全校师生走上了抗洪第一线，我们留守后方，但也不甘落后，每日赶制棉签，送给前方伤病员。当时，我还有个隐私，就是我的男朋友是共产党员，奋战在抢险突击队，几十天日夜轮班在大堤上，有时通宵站在齐胸深的江水中护堤，得了急性痢疾也不吭声，丝毫不顾个人安危，我支持他的义举，在病中给他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地缝制了一个垫肩，寄托了我的深情与期盼，给他在艰难困苦的时刻以鼓舞。抗洪结束，他被评为武汉市防汛二等功臣。至今，60年过去了他把这个垫肩还好好地保存着。我即兴填了一首词《如梦令·垫肩》：
六十年前信物，心痛抗洪艰苦。密密病中缝，少女火般情愫。何速、何速，倏老两情弥笃。
我在辰字斋养病三年半，病友之间亲如姊妹，就像是一个革命大家庭，遇到困难互相关怀，互相帮助。记得我读大三时，衣服破了，经济系孙宏琛同学送给我一件浅绿色花布衣，还有七八成新；农化系乔维珍同学回汉口家中拿来一块4尺长的蓝布，替我裁剪，我自己缝制了一条西装短裤。这套衣服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至今给我留下深深的难以忘怀的革命友谊。
还有一件事铭刻于心，学校曾组织辰字斋全体同学去看一场戏，当同学得知我无钱买票留守宿舍时，她们纷纷慷慨解囊，替我买戏票、买车票，让我高高兴兴和她们一道看戏，欢欢喜喜回宿舍。在养病的几年里，我感到格外温馨与幸福。
在党的雨露阳光滋润下，青年学子一批批康复，走上工作岗位。当她们离别母校时，依依不舍；千遍万遍感恩母校，热泪盈眶。母校武大，您是我们的母亲，您对我的恩情尤重，您给了我两次新生，第一次是您给我政治生命，我在武大入党，从蒙昧茫然，到知道该怎样活着，怎样做人。第二次是您给我健康之身，使我从怏怏病体中走出了人生低谷，变得乐观开朗，经受住了多少次风吹雨打的考验。没有您的爱抚，就没有今天的安康幸福。
母爱无私，母爱伟大，情深似海，恩重如山。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今天以长江黄河之水，也难报您三春之光辉。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