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底波澜 纸上春秋

      《武汉大学报》创刊于 1919 年 2 月 25 日 ，始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是学校机关刊物； 1928 年，学校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于同年 12 月 3 日创刊；新中国成立后，《新武大》于 1950 年 1 月 16 日 创刊，一直出版到 1957 年停刊，由《学习简报》代替， 1958 年 3 月复刊出版至“文革”期间。此后校报以《武大战报》等形式出刊，“文革”期间停刊。 1970 年 9 月 12 日 复刊，定名为《武大简报》， 3 年后复名为《武大战报》。 1978 年 6 月更名为《武汉大学》， 1985 年 1 月 2 日 起定名为《武汉大学报》并一直沿用至今。 2000 年 8 月 2 日 ，《武汉大学报》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报》《测绘科大报》《湖北医科大学校报》合并成新的《武汉大学报》。

      90 年来，对高教历程的忠实记录，对文化流变的入微观照，对学校发展的真实反映，使武大校报成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珍贵史料，也成为推动武汉大学不断向前发展的诸多动力之一。

       一、创刊时期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 1919-1923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家内忧外患，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救亡图存，致力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他们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就必须大力兴办教育。于是，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形，一批新式学堂在洋务运动中先后问世。

      由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于 1893 年创办的自强学堂就是其中之一。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它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新式学堂之一。自强学堂“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办学成就卓著。《清史稿》记载：“查京外学堂，办学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1896 年，张之洞改定自强学堂章程，专习各国方言，培养外交人才。 1902 年，自强学堂更名为方言学堂。辛亥革命前夕，学堂停招新生。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原方言学堂为基础，筹办全国六大高师之一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1912 年 11 月 2 日 正式开学。武昌高师开办了 10 年，贺孝齐、张渲、谭锡恩先后任校长，倡导“朴诚勇”，办学成效显著。武汉大学历史上的首张校报正是诞生于此时期。创刊于 1919 年 2 月 25 日 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是当时学校的机关刊物。

      《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由校长张渲题写刊名，内容主要有部令、校令、校闻、研究、演讲、调查、文艺等栏目，采用 32 开竖排式，每期 30 余页，发行国内外。学校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在《周报》上均有记载，其中的许多重要报道成为珍贵史料，是校史档案中的唯一依据。

      《周报》创刊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武昌高师学生以校报为舆论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19 年 5 月 9 日 ，国立武昌高师学生率先响应和声援五四运动，武昌各校学生齐集中华大学，决定以武昌学生团的名义，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公推恽代英草拟《武昌学生团宣言书》。 1919 年 5 月 13 日 《周报》第 12 期登载了高师同学“愤外交之失策，秉爱国之热忱，群谋集赀，拍电欧洲和会及北京政府，力争山东问题，并援作北京学界之后援”的正义行动，同时全面客观地记载了学生的各种爱国集会、游行和宣传活动。 6 月 1 日 ，军警封锁各校，学生冲破封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军警残酷镇压并逮捕学生数十人，殴伤武昌高师学生陈开泰、吴序宾等十余人，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六一惨案”，这也是武大历史上第一个“六一惨案”。《周报》详细记载了东厂口“六一惨案”事件，颂扬青年学生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周报》刊载不少名人演讲内容。武昌高师各科学生分别成立了学术研究会，组织学生演讲比赛、邀请名人名师演讲，是研究会的主要活动之一。陈潭秋在校时曾作《教育为中国之急务》的英文演讲，章伯钧曾用英语演讲《朝鲜鸦片案》，竺可桢、曾昭安、黄际遇、李渭农、张镜澄等教授几乎每月都应邀为学生作学术演讲。《周报》对这些演讲内容均予刊载，如第 14 期上有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武昌高师代理校长黄际遇 1919 年 5 月 25 日 在国立武昌高师数理学会欢送第二届毕业同学会上的演讲《同学来日之责任甚大》，同时有著名科学家、高师教授竺可桢的《望同学为社会尽义务，为国家挽狂澜》，高师数学理化部教授李渭农的《在校看求学问，出校则观为人》。 1919 年 6 月 9 日 第 16 期的“教育”栏中，刊登了陈潭秋参加英文演讲比赛的文章《改革女子教育》。

      同时，《周报》广泛报道学校的教学与研究活动。 1920 年寒假，学校举行“消寒会”，邀请康有为来校讲《大同书》；同年 2 月，陈独秀到校讲“新教育的精神”； 6 月，美国学者杜威来校讲学等，均有记载。

      在此期间，学生编辑人才辈出：杜佐周，后来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教育家；夏隆基，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社会学家；程准因在校报发表《非孝》一文，引起当时湖北政府的惶恐，导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周报》在 1919 年 6 月一度被勒令停刊。

      这一时期，学校还有学生主办的一些报刊，如《珞珈学报》等，刊登学校新闻。

      1923 年 9 月，武昌高师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 1924 年 9 月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石瑛任校长，学校从此成为综合性的大学。 1926 年 10 月，武汉国民政府对教育实行彻底改革，将原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等五校概行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亦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该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果实。董必武、李汉俊、郭沫若、邓演达、章伯钧、徐谦、顾孟余、戴季陶、周佛海 9 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 年 2 月正式开学。这一时期，学校没有正式的校报，有资料提到 1926-1927 年间有学生办报刊，主要报道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等时政。但当时的报纸现已无据可查。

      二、延续 20 年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 1928-1948 ）

      1928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任命李四光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在珞珈山建筑新校舍。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大学于 1938 年 2 月被迫举校西迁四川乐山 8 年。 1946 年 10 月迁回武昌珞珈山，实现了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目标。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于 1928 年 12 月 3 日 创刊，刊发教育部部令、校令、校闻、校政和演讲记录、教研工作、书报介绍、学校讨论、时事言论、文艺杂谈等内容，后来增加了本校气象观测记录以及公牍、广告等资讯服务。此一时期学校“明诚弘毅”的校训精神和各位校长的办学理念，在校报上得到了充分反映。《周刊》一直出版发行至 1948 年 12 月底， 20 年间共出版 392 期。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是“中华邮政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校内外发行，每份售铜元 2 枚，送报纸每月 10 枚，邮寄每份 4 枚，且有刊登广告权力。办公地址先后为武昌东厂口、珞珈山、四川乐山县嘉定分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周刊》随即成为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年 9 月 28 日，校报设抗日专版，激励师生和民众奋起抗战。 1938 年至 1946 年，武汉大学从武昌珞珈山西迁四川乐山八年，因经费困难《周刊》一度停办，后又复刊。

      解放战争时期，《周刊》敢于抨击旧政，揭露黑暗，富有革命气息。 1947 年，武汉大学发生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这是中国学生运动所遭受的最大迫害之一。《周刊》于 1947 年 10 月 13 日 用一期增刊（第 371 期）的篇幅，刊登了《本校“六一”惨案辑略》。同时，师生纷纷在《周刊》上发表檄文，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暴政，纪念死难烈士，颂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周刊》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影响也跨越了校界，成为武汉市民争相传阅的主要传媒之一。同时，许多知名学者、硕学鸿儒参加《周刊》的编辑和撰稿，更使其吸引了两湖书生、四方学子。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忠实记录学校办学的重要举措，尤其注重记载学术事务，对教学科研方面的很多做法予以报道。这些报道反映出当时学校的办学理念、治学方法和办学成效等，让人感受到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民主开放的办学态度。如 1948 年元旦第 376 期第一条要闻是《原子能》，报道了该学术报告的全部内容， 1200 多字，体现当时武汉大学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放在最重要位置；第二条要闻是《国立武汉大学第 451 次校务会议》，将该会议的内容全部刊出，随后的校报上还有《国立武汉大学第 453 次校务会》以及各次校务会，每篇都有 1000 多字，内容包括出席人、主席、会议的详细内容，体现出当时校务的公开和透明度。

      同期《周刊》上还有一则《教授休假申请核准程序》，记载：“本大学特种法规审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对于教授休假申请核准程序，业已决定如下：一、申请程序：限每年二月底以前，由申请休假的教授，以书面向学校申请。二、核准原则：甲、以申请人任教资历为标准；乙、斟酌申请人所授功课之需要，有无人代授及困难情形；丙、一系不得同时有二人休假；丁、一系以不连续两年有人休假为原则；戊、以上各项条件相等时，以抽签决定之。”从中可见教师管理的严格。

      另外，《周刊》经常刊登诸如《中央公教人员配给食米》一类的新闻，表现出当时学校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注，因为食物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尤为重大的生活问题，对此的重视体现了学校对教师切实的人文关怀。

      《周刊》还重视对学生管理的细节报道。比如刊登《 36 学度第一学期各院系学生班级人数统计表》、《各省市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可以看出当时大学精英教育背景下学生管理的规范和严格。

      《注意时间提早工作：本日起遵行夏令钟点》是 1948 年《周刊》 381 期上的一则约 600 字的消息，还有《教育器材新到一批》，这些是校报及时提供信息、服务师生员工的实例，说明当时的校报是学校师生了解学校各种信息的重要途径，甚至是主要渠道。

      《周刊》非常重视对图书馆新购书目或通过其它途径获得书目的报道，这和当时学校十分重视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生的学习是紧密相关的。有时一则对新书的报道，会列出数十本图书的书名和作者，外文书目全部用外文介绍，比如美国赠书、高尚荫在美国购买并捐赠的新书等，用英文列出；日本捐赠的图书用日文列出。这一做法反映了当时武汉大学的国际化办学理念，也可以看出师生以及校报编辑人员的外语水平和国际化视野。此外如《倍根博士在校讲演》，将美国驻汉阳领事馆倍根演讲稿约 5000 字全文用英文刊登。

      武汉大学自早期起就一直注重为社会服务。这方面的工作在《周刊》上也多有反映。如 380 期的《磨山合作农场签订合约》，报道了“本大学与行总农垦处湖北省复耕队，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及为机械耕作示范起见签协议组设合作农场……”这一新闻。

      在报道形式上，《周刊》的特点是平实而严谨，忠实记载史实，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

      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时期，另一显著特点是众多名人参与。

      一是众多名人参与办报。例如著名法学家燕树棠，著名教育家、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皮皓白（宗石），二三十年代在国立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曾负责《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的审稿工作；在此期间著名文学家闻一多也负责过审稿工作，并亲自编辑校报稿件。

      二是名人频繁见诸报端。 陈独秀三次到武大，周恩来 1937 年 12 月 31 日 在樱园大学生俱乐部慷慨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等，校报的这些记载成为校史的重要资料。在武大校报上能看到许多外国重要领导人在武大留下的足迹，也能找到许多大师的身影。民国时期，校报上就常有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印度文豪泰戈尔等大家的名字。

      三是大量的名人名篇。其中许多是这些珍贵史料的最早记录或唯一保存本。在有关武汉大学校史的著述中，大量原始材料源自不同时期的武大校报。特别是大量名人演讲的内容，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后人整理史籍编撰成书的《漫话武大》、《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等，大部分内容均来自武大的校刊校报。

      如第 23 期刊登王世杰任武大校长的就职演说《 1929 年 5 月 22 日 在国立武汉大学欢迎王世杰校长莅校大会上的演讲》，他说：“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新的大学的创造，在中国现状下，需要五个条件”，“以上五个条件，本来无可轩轾，但就学校现时的环境及学校内部状况而言，兄弟甚愿全校学生和教职员，特别注重最后所说的这个条件。如果本校从今以后不能造成一个严整的纪律，必不能取得社会的同情与信任，而使新校舍的建筑、设备的改良、经费的独立、良好教授的罗致等等条件，都不易成为事实。所以严整的纪律，实在是目前武大改造过程中最急迫的需要。”

      此外如第 6 期刘树杞《武汉大学应该继起文化中心的责任》、 25 期闻一多为纪念孙总理奉安典礼撰写的祭文、 39 期张治中《文化与武化》、 80-81 期吴稚晖《由新校址引起的联想》、 104-105 期王星拱《求学的方法》、 128 期刘树杞《中国科学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 130 期周鲠生《大学之目的》、 146-147 期胡适《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187 期陈源《读书与环境》、 292 期王世杰《抗战与教育》、 321 期朱光潜《说校风》、 374 期周鲠生《肩负起建立华中学术文化中心的使命》、 387 期胡适《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 390 期张君劢《吾国思想界的寂寞》等，计有数百篇之多。

      当时，学校不仅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杜威、李约瑟、胡适、李济、任鸿隽、杨钟健、布朗、郭沫若等先后在武大作学术演讲，还组织本校名师为师生作学术演讲。利用各种形式和一切机会推进学术进步是武大的特色。孙中山逝世后，国人在每周一上午举行纪念会（简称“总理纪念周”），此后演成制度，但多半流于形式。 1929 年 10 月，王世杰校长提出大学的“总理纪念周”要有大学的特点，“应当有关于学术教育之报告和讲演”。此后，武大的“总理纪念周”几乎成了本校名师作学术报告和演讲的“学术周”。《周刊》对每次学术周均作报道，在重要位置刊登名师演讲内容。

      武大校报也一直是培养新闻工作者和文学青年的重要阵地。著名文学家叶君健回忆，他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发表的；著名漫画家方成，乐山时期在武汉大学画漫画办壁报，也在校报上发表漫画作品。据方成回忆，当时武大校园内流行办壁报，编者把同学们的作品文章汇集起来贴在一张大纸上，每周一期。这种方式是对校报的一种补充。 2007 年，《武汉大学报》的学生记者到方成家中采访时，方成说：“抗日战争时期，学生们有话要讲，不能在报纸上登，壁报就成了大家说话的地方。”正是学生时代的办报经历，使学化学的方成日后成为著名漫画家。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武大》（ 1950-1965 ）

      据武汉大学前校长、曾负责过校报审稿工作的齐民友教授回忆， 1949 年，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印刷了铅印报纸《新武大》，因当时武汉市不可能出版宣传国内真正形势和新生活情况的报纸，《新武大》就成为全武汉人民的报纸。报纸上发表了许多准确及时的消息，不仅在校内张贴，还由学生中的地下党员秘密送至武汉城区，交由可靠人员张贴、散发，成为武汉人民不可少的信息来源，也给了武汉人民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只是因为当时形势变化迅速，这一时期的《新武大》没有存档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0 年至 1954 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水利学院、哲学系、英文专业调出武汉大学，同时，中山大学等校的文、法、理科的相关系科调入，武汉大学成为文理综合性的新型大学。中共“一大”代表、著名哲学家李达担任校长近 14 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武汉大学的规模又不断扩大， 1960 年 10 月，武汉大学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1950年1月16日，《新武大》创刊号问世。4月28日，正式成立《新武大》编辑委员会，由校务委员会、团委会、学生会、教工会、女同学部等单位组成，委员11 人，推举刘立（校务委员会代表）为主任，孙毓秀（学生会代表）为副主任，夏德辑为总编辑，陈贤翼为副总编辑。《新武大》为半月刊，下设编辑、发行两部。

      《新武大》创刊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武大原校长齐民友、曾任校长的著名哲学家陶德麟、著名生物学家杨弘远院士等，都负责过校报的审阅或参加过编辑工作。

      李达 1952 年 11 月出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3 年 10 月 30 日 即专门发布“关于加强校刊工作和在校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了校报所应该展示的六项基本内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创造性成就的宣传和学术问题的自由辩论；对广大学生活动情况的宣传；对职工为教学服务的情况的宣传；广大读者对学校工作的批评建议；党、工会、民主党派、青年团、学生会活动的报道。

      《新武大》记载了学校师生声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院校调整等各方面的工作，也刊载了许多名人文章，如第 98 期李达校长《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 139 期高尚荫院士《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183 期李国平院士《怎样向科学进军》、 184 期桂质廷在向科学进军誓师大会上的演讲、 217 期胡克实为武汉地区 34 所大专院校师生演讲节录等。

      1950 年，《新武大》以《人民数学家》为题，报道知名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到祖国，在抵达上海后，第一站即来到武汉大学，在理学院 105 教室作了回国后的第一次学术演讲，闻讯而来的师生把教室和走廊挤得水泄不通。

      1958年9月12日，校报头版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大学视察，在实验室、校办工厂同教师学生亲切交谈，参观科研成果，鼓励学生“钻研科学文化知识，要有革命志气，要经得住艰苦生活和工作的考验”，作出了“在教学改革中，应该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等重要指示，给师生以极大的鼓舞。1958 年 12 月，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校刊编辑部编辑的《毛泽东在武汉大学》一书。

      校报记载了董必武先后四次的武大之行， 1963 年校庆，董老为武大题诗“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

      《新武大》的刊头题字几经变换，从 1951 年 12 月 15 日 第 31 期起，改用毛泽东主席的行体，称为“陈毛体”。“陈毛体”是毛主席写给武大学生陈文新的信封上的行书体。据电机系黄凌校友回忆说：“ 1951 年下半年，我当时在团委工作，有一天《新武大》编委会正在开会，见到毛主席给农学院农化系陈文新同学（陈的父亲是毛主席的战友）寄的一封信，大大的信封上，正好有毛主席亲笔书的‘武汉大学’以及陈文新的‘新’字，就这样产生了《新武大》的刊名和毛体‘武汉大学’的新校徽。”

      陈文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微生物学家、细菌分类学家，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农学院土化系。武汉大学档案馆原馆长徐正榜曾就武汉大学校报和新校徽字体一事致信陈文新，陈文新给徐正榜回信，证实了黄凌校友的回忆。她在信中说：“于 1951 年 5 月收到毛主席 4 月 29 日 来信。的确原武汉大学校徽、《新武大》校报的字体均取自主席给我的信封。”

       李达出任校长后，《新武大》报头更换成李毛体草书体，是毛泽东写给李达信封上的字体。

      《新武大》在 1957 年 1 月出版至第 222 期后曾停刊，由武汉大学政治学习委员会主办的《学习简报》（ 1-98 期）代替。 1958 年 3 月，《新武大》从第 223 期复刊，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停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大学蒙受巨大损失，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全校停止教学达 4 年之久。“文革”期间校报的出版不连续，名称也不稳定，以《武大战报》等形式出刊，直至在派性斗争中消亡。

       四、复刊后的《武汉大学报》（ 1970- ）

      1970 年学校恢复招生，武汉大学校报于 1970 年 9 月 12 日 复刊，定名为《武大简报》， 3 年后复名为《武大战报》，随后在派性之争中再次消亡。直到“文革”后再次恢复，起初仍命名为《武大战报》（旬刊， 1-229 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汉大学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8 年以来，学校率先在全国实行“学分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校报也随之得到了新的发展，逐步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忠实地记录了学校的发展历史。

      1978年6月9日，从第230 期起，改名为《武汉大学》，采用毛主席草体的“武汉大学”为刊头，此四字取自 1953 年毛主席给李达校长的信封；第 263 期至 393 期（ 1979 年 9 月 5 日 至 1984 年 12 月 20 日 ）的刊头又恢复“陈毛体”。

      1985年1月2日，从第394 期起，武汉大学校报正式定名为《武汉大学报》，并一直沿用。刊头题字采用毛主席的草书体。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校报以教学体制改革为重点开展宣传报道，推出了中国高教改革的“武大模式”，先后重点报道恢复高考、三学期制、学分制、插班生制、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等；还重点报道了学科建设、人事制度等改革新进展。 2000 年 1 月 1 日 ，《武汉大学报》出版周期实现了从旬报向周报的跨越。

      2000年8月2日，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

      四校合并当日，《武汉大学报》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报》《测绘科大报》《湖北医科大学校报》合并成新的《武汉大学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报》创刊于 1954 年 10 月，原名《武汉水利学院院刊》， 1958 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刊》， 1985 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报》， 1993 年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报》，出版至 2000 年 7 月 1 日 第 1015 期后终刊。《测绘科大报》创刊于 1956 年，原名《武汉测量制图学院院刊》， 1958 年更名为《武汉测绘学院院刊》，“文革”期间停刊， 1980 年复刊， 1985 年更名为《测绘科大报》， 1986 年许德珩题写新报头，出版至 2000 年 7 月 5 日 （复）第 393 期后终刊。《湖北医科大学校报》创刊于 1956 年，原名《湖北医学院院刊》，“文革”期间停刊， 1979 年复刊， 1985 年更名为《湖北医学院院报》， 1993 年更名为《湖北医科大学校报》，出版至 1999 年 11 月 25 日 第 202 期后终刊。合校当天，合并后的新《武汉大学报》出版对开八版彩报，把新武大的新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的《武汉大学报》，发行量从数千份激增至近 2 万份； 2001 年 1 月 1 日 ，由四开扩大为对开； 2003 年 5 月，《武汉大学报》网络版面世，实现由纸质向纸质与电子版并存的跨越，功能也大大拓展； 2004 年 11 月，学校将武汉大学校报编辑部升格为武汉大学报社，校报向正规化和专业化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2003 年，武汉大学举办 110 周年校庆， 11 月 29 日 ，《武汉大学报》出版 60 版全彩印特刊，全面总结回顾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和办学成效，在校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4 年底至 2005 年初，《武汉大学报》举办了创刊 85 周年暨复刊 1000 期系列纪念活动， 2005 年 1 月 21 日 出版了对开八版全彩印特刊，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院士和资深教授等题词祝贺；中宣部、教育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 10 余家国家级新闻单位负责人签名祝贺；全国各大主要新闻媒体、高校校报研究会、近百所高校校报发来贺信、贺电，多位名人和学者撰写了纪念文章。

      这一时期，校报继承了数十年积累和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校报上的名人”仍是其亮点之一。如校报报道伍修权将军 1983 年回母校参加校庆，回忆在武昌高师的生活时说：“武汉大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党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等早年都曾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

      百余年来，从武汉大学走出了 100 多位两院院士；自 1993 年以来学校评选出了五届共 51 名杰出校友。对这些校友的报道，成为校报的工作重点之一。

      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武汉大学报》形成了自己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探索出了一条高校校报发展的新路。《武汉大学报》充分发挥了校园主导媒体的作用。学校党委在全国率先提出校报要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阵地作用、纽带作用、窗口作用、园地作用。 1994 年以来，武汉大学以校报为载体，每年评选学校十大新闻， 2004 年以来同时评选年度新闻人物，这一活动成为全面总结和回顾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精神在校报上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