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仅有1700多人的大学相继有百名学生死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场“疤病”（乐山的地方病）之疫，从1938年4月到1943年8月整整持续了5年多。
那段黑色的岁月，成为难以触及之痛。叶峤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初到乐山，疤病确实吓人。教授们有的因疤病威胁，医好后不能再在乐山居住下去，只好携眷东归，另谋生路。”
后来，武大校医董道蕴发现该病实乃氯化钡中毒，就用马前子治疗，效果显著。随后，武大化学系学生彭少谊（后为中科院院士）、涂主珍等人对马前子加以提炼，制成药品，学校疤病方止，以后在乐山推广应用，最终帮助乐山人民根除了这一顽疾。
翻开《烽火西迁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图集》，涂主珍1943年的毕业论文《从中国马前子中分离马前子碱》的图版浮现在眼前，时光回流，笔者仿佛来到革命战争年代，前线战士为革命、为民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而武大师生则秉承科学报国的信念和理想，服务战时需要，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所长，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武大于民族危亡、内忧外患的危难之秋仍奋斗不息。自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以降，武大人即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而进行不懈求索。
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乐山的八年流亡之路，面对日寇的大肆侵略，国仇家恨悉数袭来，生活艰难，学术不废，“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武大师生将个人命运同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多人投笔从戎，沙场裹尸还，但更多的人则选择守护、传承学术之火、文化之脉，在抗战的洪流中高扬科学报国的大旗，以另一种方式挥洒热血，为国效力。
耳边常闻敌机轰炸声，处在极度动荡的环境中，同时，生计弥艰，师生以掺杂砂石稗谷的“八宝饭”充饥，但他们以发愤、勤勉、笃实的态度潜心研习，并运用所学研制抗战武器，以精湛的技术服务于抗战需要，成功研制出的活性炭和钢盔、防毒面具、手榴弹等军用物资，一批批运往抗战前线，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历史学系吴其昌教授这一信条，是教师科学报国的一个侧面，而另一面则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服务抗战、服务国家、服务社会，个人献出的虽是微薄之力，表达的却是对这个国家最深沉的爱。
活性炭炉和制造钢盔，防毒面具等需要的压机就是由机械系教师郭霖1937年为满足抗战需要设计的。他向他的学生说，“我只想用毕生的精力多做点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抗日战争初，他便积极设计并提出了《轻快水雷艇计划书》，投送国民政府海军部，可惜未被采纳。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科技救国这一信念，支援抗日，自愿为学生开展战时课，讲授舰艇知识、航空工程等，增加学生的军事知识，以备急需。
钢铁生产是武器制造之基。面对日益扩大的抗日战争，我国的钢铁生产严重滞后。1940年秋，资源委员会为满足在大后方增产钢铁的迫切需要，将矿冶系老师邵象华请了过去。他从当时当地的资源条件及产品要求出发，考虑到全国铁矿资源的特点，为战后发展钢铁工业进行技术准备。他提出了建立小容量现代化碱性平炉炼钢厂的方案，得到批准。其后几年，在四川綦江，他参考国外经验，运用最新的热工和气体动力学原理，亲自设计了我国第一座现代小平炉并主持建设，于1944年底投产，为当时的钢铁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战争急需的物资，尤其是飞机、舰艇、坦克以及各种重武器均需要进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公路已成为中国最后一条陆路输血线，一度成了中国获取外援的唯一通道。当时离乐山20公里左右有一座毁坏的桥梁，是乐西公路（乐山到西昌）的一部分，它能否畅通至关重要。武大土木系教授参与了这座桥梁的维修，使得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内地。
时任校长的王星拱在1941年《科学与抗战》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以中国抗战的今日说起来，要想得到胜利，亦必须积极地注重科学，注重工业的发展，然后才可以培养国力，才能通别人作现代化的战争。”
而此时抗敌御侮，国家和地方也需要大学的智力支撑和科技支持。1939年，航空委员会第六修理厂与学校理、工学院合作开展材料的有关拉力、压力、冲力、硬度及丝绵制品、橡上带的拉力试验研究。1940年8月，工学院矿冶系接到航空委员会第六修理工厂检测制定钢材料中是否含有铬、钼成分的请求，经详细化验后得以确认。1941年，高尚荫教授负责的豆科植物试验与四川省农业改进所食粮组织积极合作，利用豆科植物“共生”之根瘤细菌，以人工接种方法增加土壤中的氮素，提高经济豆科植物产量，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氮肥价格高昂、一般农民负担不起的问题。
乐山八年，岁月蹉跎；流亡大学，弦歌不辍。八年里，武大师生学以致用，造福一方，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积极造福乡邦，服务社会。
1940年7月，乐山公路工程处，因筑路修桥，需大量建筑材料，第一批需螺丝一万只，共约25种，另需铸铁约15吨，且需要截割。此任务由工学院讲师赵学田负责，在实习工厂完成。武大师生还为四川乐西公路局设计了大渡河上专用的汽车渡船；测量了乐山大佛的身高；每年为地方大力培训会计、机械、冶金方面的技术人才等。
尤其是1942 年在乐山城内公开举行的分动物、植物、电机、理化、矿冶、电讯、土木等八个展览室的科技展览，全面展示了武汉大学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由师生担任招待，向观众解答疑难，并当场表演各项仪器的使用方法。
地处辛亥革命发源地的武汉大学，历经大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运动，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科学报国已成为武大的光荣传统。
党史专家、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罗永宽认为，“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八年，是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八年，也是武大人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八年。此八年，武大师生不移于贫病，不屈于积威，立志科学报国，急战事之所急，赤子情怀毕现。此八年，学者沉潜学术，多有力作面世；学子发愤勤勉，日后栋梁辈出。这种超迈坚忍、刚健有为的品质和气度，是对‘明诚弘毅’校训精神的最好阐释。”（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寻找珞珈红色记忆”征文选登）
（编辑：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