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黄一良，1947年考入武汉大学，1951年毕业。父亲有一枚1950年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参加武汉军事干部学校培训时颁发的纪念章和一张60多年前武汉市人民政府发给他的聘函。虽已83岁高龄，他对那段经历仍记忆犹新。
这枚圆形的纪念章由红白黑三色组成，直径2.5公分，外面一圈是红色，红色的环内铸有“加强国防建设 保卫世界和平”十二个字，里面一圈是白的底色，中间是一名身背钢枪站立的军人，在纪念章的上方是一只雪白的飞翔着的和平鸽。
纪念章设计简单、寓意深刻。当时正是全国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非常时期，红色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抵御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洁白的底色和黑色的持枪军人，以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中国军人的气势，和平鸽象征着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
他找出一本校史资料，向我深情讲述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当年，父亲在武汉大学是学生会干部。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将铁骑一直延伸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新中国的和平安宁。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武汉大学也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他们遵循中央军委及政务院的决定，揭露控诉侵略暴行，宣扬中朝人民和志愿军的每一个新胜利。
父亲保存了一本1951年1月20日印发的“武汉大学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运动的总结”的小册子，它和纪念章是同一时期的纪念物。册子上有学校党组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针对几种错误观念如何做好工作的记录，很符合当年政治工作的特点。
在党团员和群众中优秀分子的带领下，一些家长和学校师长也表态送子女参军，最后全校2450名学生中，有1091人报名，正式录取302人，其中党团员234人。这次运动让广大学生进一步确立了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人生观，一些学生参军上前线，走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光荣道路。
60年过去了，不知还有多少反映这段历史的纪念章和小册子保留至今。纪念章和小册子，见证了那段新中国刚刚诞生时经历的艰难岁月和革命青年同仇敌忾的决心。
父亲珍藏的聘函是一张政府专用信函纸，上方从左到右印着“武汉市人民政府”七个红字，正文是当年通用的竖体，盖有武汉市人民政府的鲜红方印，信函边上印有红色的方框。
1947年7月至1951年7月，父亲在武汉大学就读，这段时间正是武汉市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经历从国民党统治回到新中国人民怀抱的四年。当年国共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父亲于1947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社团政谈社，1949年3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担任武汉大学院系学生联合会主席。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阴谋策划搬迁学校和大规模屠杀。在紧急关头，武大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联防应变的决定，组织进步学生保护校产，保护文化区，保护师生的安全。父亲和进步学生深入广泛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迎接武汉解放。当时的口号是：保卫学校，迎接解放。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加强与周围学校同学的联系交往，互通信息。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校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学生自治会保卫队还每晚安排人在图书馆顶楼值班，一旦有动静，就敲响大钟。
为把武汉大学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地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安全互助团直接以护校名义公开登记校产，另一方面通过党员和进步职工，对一些精密仪器做详细调查，并派专人轮流暗中保护。经过3个多月的斗争，安全互助团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取得了护校、护产的重大胜利。1949年5月17日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武昌解放，人民解放军一五三师的指战员首先来到武汉大学。
回忆峥嵘岁月，武大地下党组织用热血和汗水，甚至生命铸就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品格，成为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父亲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武汉市的解放尽了一份力量。解放后他担任武汉大学学生会宣传部长，新中国刚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父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去，他废寝忘食地宣传党的政策。1951年6月，作为武汉大学选出的代表，父亲出席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中他当选为青年代表团委员。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代，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怀抱中成长，那段历史值得我们牢记，值得我们怀念。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66期 编辑：田业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