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瑾
老师离开我们已近13年之久，但他的高风亮节始终影响着我。1958年我考入武汉水利学院时，就知道他是一名又红又专的老师，从那时起，他就是师生学习的楷模。1963年毕业留校后，我在
张
老师的直接指导下，参与教学、科研工作达20多年，他的言传身教、才学品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
老师毕生致力于根治黄河、治理长江、教书育人，很多感人事迹令我永远难忘。
根治黄河呕心沥血
黄河中、下游的治理开发，三门峡枢纽的改建，小浪底工程开发目标的拟定等，都得
益于张
老师的科研成果。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对治理黄河进行规划。受国务院委托，兼任“治黄规划工作组”副组长的张瑞瑾为制订好治理黄河规划，踏遍了黄河中、上游的高原峡谷，在人烟稀少、山路崎岖的地区，他骑着小毛驴查勘，收集第一手资料。看到黄河中、上游广大地区因旱灾和水土流失，地瘠民贫，特别是陕、甘、宁老区在革命胜利后，无论农业生产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处于相当落后状态，
张
老师十分难过，他认为，“黄河一日不根治，这个地区人民在经济上要彻底翻身是不可能的。”每当与人谈及陕北人民至今还过着的那种贫困生活情景时，
张
老师都不禁眼眶湿润，声音哽咽。
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给了
张
老师强大的动力，他组织率领学校的师生队伍几上黄河查勘、制定规划并进行研究。在参加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治理黄河会议上，他作了书面发言，提出治理黄河和增加农业生产双重目标的主张。根据黄河下游实施“宽河固堤”的经验，并结合下游河南段河虽宽而堤难守、山东段槽虽定而堤易溢，上段河势变化无常、下段泄洪能力过小的特点，
张
老师认为对黄河下游河道进行治理，其中一个值得考虑的方针是“宽滩窄槽”，要实现这一方针，需护滩定槽、平滩护岸、滩面杜串以及退堤扩滩等具体措施。
孰料十年动乱，治理黄河的进程被耽误了，处于“靠边站”地位而又疾病缠身的
张
老师心急如焚。当他得知1976年7月底水电部要在郑州召开有关黄河问题的讨论会时，不顾病魔缠身、行动不便，立即赶到郑州参加会议。1977年底，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
张
老师再次呼吁，“黄河安危，事关重大，必须加速研究，及早采取措施。”会上他不仅提出了治理黄河的基本论点，还与其他几位水利专家一起向中央建议，把根治黄河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去。后来得知此建议被采纳后，他兴奋万分，回校后积极部署力量，亲自参加科学试验，指导黄河科研工作，并拟组织队伍再去黄河，然而他再次病倒，不得不住进医院。这次病情更重，在病床上，当他从报纸上获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时，激动不已，立即抱病构思并请人起草了一封给该委员会负责人的长信，阐述了对建设陕北根据地和根治黄河的一系列意见和具体办法。病情稍有好转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治黄”。
1981年夏天，张老师从上海瑞金医院出院后，还没回家就立即建议水电部召开全国有关专家参加的治理黄河工作座谈会。他参加了会议，与会的10名专家共同署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关于加速根治黄河”的意见书，受到中央重视，并在《经济参考》上发表。1982年底，当他接到国务院中国农村发展中心召开治黄有关问题的论证会通知时，立即写了意见书呈送中央，他的意见书被印成会议正式文件，在会前迅速发到与会者手中，他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再次受到中央重视。
1982年，在黄河小浪底工程论证会上，他就该工程在我国水资源跨流域调配中的作用发表了重要意见，后均被采纳和实施。
开发长江殚精竭虑
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严重缺电，湖北省与水利部联合向中央提议兴建葛洲坝工程，在没有勘测又没有前期设计报告的情况下匆匆上马。在这种极端困难条件下，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点将，邀请在湖北长阳县平洛公社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身份劳动的
张
老师担任葛洲坝工程设计团的副参谋长，并主持葛洲坝工程的水工及航道泥沙问题的研究、规划、设计工作。
张
老师首先参与水工、河工模型试验，亲临现场查勘，全面了解坝区水流及河势情况，发现葛洲坝枢纽工程受枢纽布置的影响，建坝前后，坝区河势变化较大，在船闸的进出口均存在较大的回流淤积区，水流及工程泥沙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为此，他提出了葛洲坝坝区河势规划与枢纽布置要统一考虑的想法，同时他发现坝轴线上游出现三大回流淤积区，特别是三江上游前坪的泥沙淤积几乎阻断了船队进入三江航道上口门。由于长江在航运中所处的特殊重要位置，坝区船闸上下游引航道的泥沙淤积问题成为在战略上影响工程成败的重大技术问题。
当时，在工人阶级、军宣队的领导下，湖北省实行“千人设计，万人审查”的群众运动来建设葛洲坝工程，在民间打擂台，辩论葛洲坝工程的布置方案。在解决航道泥沙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人提出“常流水”的观点，认为在船闸附近布置几台发电机组，这样经常有水流过，就可以使船闸上下游引航道不会被泥沙淤塞，保证通航。另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是“静水不淤”，提出为了便于船只和船队通过船闸，在船闸上下游引航道中基本上保持静水。既然基本上是静水，它与河道里面的挟沙水流就基本上隔离，泥沙也就不会淤积。即便有些淤积，数量也不会多，每隔几十年挖一次，对航运影响不大。
然而，试验表明，这两种设想都是脱离实际无法实现的。当时还属于批判对象的
张
老师，每次开会都得忍受冷嘲热讽，他时刻铭记着周恩来总理的嘱咐，“葛洲坝工程如果出问题，将来是要写入党史的。”他怀着对党无限忠诚，本着一个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在认真分析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后，又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同时组织技术人员并亲自带队对我国南方三省的23个设有船闸（或筏道）的水利枢纽的泥沙淤积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要保证船闸上下游引航道顺利通航所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流速和淤积，而采用 “静水过船，动水冲沙”措施就是解决这对矛盾的最好办法。
张
老师的意思是：在船闸附近不布置电站，只布置泄量足够的若干孔冲沙闸。这些冲沙闸，除了在特大洪水时期（此时不通航）开启以外，平时关闭，使船闸上下游引航道中基本上保持静水，以利船只和船队顺利过闸。这样，引航道中势必要发生淤积。等到淤积发展到一定程度接近碍航时，启用冲沙闸，使上下游引航道中产生足够的流速，将淤积物冲走。此时船只暂停过闸。冲沙的时候，会有一些水流达不到的死角，可视情况辅助以机械清淤措施。试验表明，每年冲沙所需时间一般少于3－5天，几十年挖一次就能解决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这一措施是经济可行的，在葛洲坝枢纽建设实践中付诸实施。1985年，葛洲坝二、三期工程建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
张
老师为葛洲坝工程的顺利设计、竣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葛洲坝工程设计接近结尾时，中央提出修建三峡工程。
张
老师立即全面总结了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处理水流泥沙问题的经验，并据此提出三峡工程建设中将要遇到的水流泥沙问题。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兼任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在参与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时（1960年和1961年中央召开了两次“三峡枢纽工程规划组”会议，张瑞瑾为规划组成员，聘书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颁发）就研究过长江的治理与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提出过长江中游荆江河段的弯道水流观测、荆江及汉口河段的沙波观测工作，还在武汉水利学院建造了200多千米河道的三峡模型，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1979年张老师参加了王任重副总理提议召开的三峡工程坝址选定的查勘会议。1983年5月，他参加了国家计委主持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并在会上作了“兴建三峡工程有待解决的泥沙问题”的书面发言，阐述了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复杂性、难度与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性；泥沙问题不会成为拦路虎，但决不可以掉以轻心。会议结束时，计委主任宋平宣布：水电部委托张瑞瑾主持（长江科学院陈济生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谢鉴衡协助）及早在武汉召开的三峡工程泥沙试验研究工作协调会议。1983年6月在武汉举行了第一次泥沙科研协调会，就三峡工程设计中有待解决的泥沙问题进行协调分工。张老师为三峡工程泥沙问题试验研究方案的拟定和国内多单位的合理分工等做了大量工作，为以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铺平了道路。1984年11月，张老师给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杜星垣发出了“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几点基本认识”的亲笔信。
1985年1月在汉口举行了第二次协调会，检阅了以往的科研成果，为5月间向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汇报做好了准备。至1988年，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10次会议上，张老师分别作了“泥沙问题不是兴建三峡工程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峡船闸摆在左岸是形势所迫”、“关于三峡工程模型试验问题”、 “对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问题的几点意见”、 “放眼决策，三峡工程应该早上，也可以早上”等九次发言，为三峡工程设计中泥沙、水流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
教书育人不遗余力
张
老师不仅在实际治水工程中颇有见地，在教学上也有其独特的风格。1962年，时任水利学院副院长的
张
老师，虽然行政工作繁重，却第一次系统地按课表时间安排36课时讲完了《河流动力学》这门专业基础课。教材是他凝聚了大量心血、按照自然辩证法的观点编著的，其中的基本理论反映了当时学科的世界水平和他的创新科研成果，因而他对所授内容非常精通。
张
老师备课充分而认真，按编剧的脚本写好讲稿；他的草体板书潇洒漂亮；他画的图规圆矩方，既准确标准，又美观。他要求学生听课时要耳到、眼到、手到、心到（思想到），记好课堂笔记，把一堂课的要点、难点、自己没听懂的内容记下来，便于课后及时复习。为此，他在我们年级专门办了一次听课笔记（连同他的讲稿）大展览，指导我们如何听课、如何做好课堂笔记。他讲课时，脱离讲稿，边写边讲，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严密推论，引人入胜，极具感召力，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课情绪，有时讲点小插曲，让学生轻松一下，活跃课堂气氛；有时走下讲台，来到学生间，观察学生听课状态。在上课期间，每周有一个晚自习时间来学生宿舍答疑。
张
老师如此认真负责地传道授业，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得我们年级《河流动力学》整体成绩都在优秀之列。同时，这种训练为我以后快抄报告、文稿也打好了基础。
张
老师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的。我与谢葆玲1963年毕业留校，在
张
老师家报到，他热情欢迎我们留校并参与他的科研工作，希望我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希望我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好世界观，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要求我们学习辩证法，提高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好外语，夯实业务基础。为此，他安排我们分别在水力学、数学教研室任一届助教辅导教学工作，加深水力学与高等数学基础知识。他还叮嘱我们在学习理论的同时，加强实践学习等。随
后张
老师邀我们分别参与他主持的与悬移质运动有关的蜿蜒型河段的演变及弯道环流的研究、推移质输移运动的实验研究基金项目，并分送我们各一套И.М伏龙科夫编写的《理论力学》教科书。之后，又送我窦国仁院士编写的《紊流力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水力学》等教科书。后来，我与谢葆玲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了张
老师的重大科研基金项目，提交了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报告。从中，我们得到了全面综合训练，增长了才干。
全国恢复高考及学位制度后，
张
老师亲自制定了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要扎扎实实、数理基础要宽厚、实践教育要加深，还特别开设了“中国河流泥沙理论与实践”课。
张
老师为我国治河事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另外，他对年轻人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他的一个研究生被选拔去美国深造，很多年
张
老师都与他保持密切联系，指导他在国外选校、选课，关心他的婚姻状况及在农村的母亲的生活状况。1982年，校内一名1977级的应届毕业生，在全国选拔公费出国留学考试中名列前茅，
张
老师得知后，欣喜地把他刚得到的100元奖金（因对葛洲坝工程的特殊贡献而得到的）奖给了他。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张
老师忠于祖国的情怀、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及关爱学生的品质将永久伴随我，勉励我。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第1251、1252期 编辑：田业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