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欣欣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到延安之前，脑海里便萦绕着贺劲之《回延安》的诗句。其实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第一次到延安，不像诗人是“分别十年又回家中”，说此行是“回”延安并不贴切。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延安却是另一种“故乡”，那是从小被种在心里的一种观念，根深蒂固，几乎同“与生俱来”一样难以撼动。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六七十年前，曾有一批武大学子，怀揣一腔热血，奔赴延安——今天我们也算是不揣冒昧地代表武大人重回延安吧！
就我个人来说，延安是从小向往的地方，似乎总有一种隐隐的召唤，不是那样热血沸腾和迫不及待，也不是那样魂牵梦绕和牵肠挂肚，却一直蛰伏在灵魂深处，是一种悠远绵长的等待和期盼……
——出发，到延安去！
延安是座美丽的山城，古诗云：“山抱延城城倚山，城边延水逐山湾。”我们奔着它耀眼的红色而来，却首先触到它浑重的历史。车进延安城，窗外景物一掠而过，印象较深的，一是杜公祠，一是范文公祠。会是杜甫和范仲淹吗？或许是因为脑海中红色之城的光芒大大盖过了延安作为古城的悠久历史，抑或是因为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在于访古探幽，乍一看到这样的古迹，还真有些意外。但网上的考证很快证实了这一猜想。
延安地处“襟带关陕、控制灵夏”的边塞要地，被称为“塞北咽喉、秦地要区”。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古城，建郡于隋，有城的历史更早。宝塔山的古塔和凤凰山的古墙遥遥相对，诉说着山城两千多年的风雨沧桑。唐代杜甫为避“安史之乱”途经延州，挥毫写下《塞芦子》名句：“宝塔钟声三川闻，肤施鸡鸣五城应。”肤施即延安县。传说杜甫曾在宝塔区七里铺东的一个石湾枕鞋夜息，后人便依势凿窟建杜公祠以示纪念，祠有石刊墨人骚客多赋凭吊。北宋范仲淹任延安知州期间，凿水井、修瞭望台、建镇西楼，后人在清凉山建范文公祠，“翘首峰头故营垒，令人追忆范文公。”
但是，说到延安，一般人是不大会提起这样一些历史和传说的。后人当然不敢小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老杜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文正公，实在是因为他们在延安的这点经历，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伟业面前，只能说是一些小清新的掌故罢了。
其实，延安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5000多年前，轩辕黄帝就在这里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延安古迹名胜荟萃，有文物遗址5800多处，黄帝陵、壶口瀑布、宝塔山（宝塔始建于唐代）、“第二敦煌”钟山石窟、清凉山上的宋代石窟万佛洞、万花山的珍稀名贵牡丹、留有历代名人题词的摩崖石刻……名山胜景，美不胜收。
今天的延安不是大多数人休闲度假或文化旅游的热门之所，但无疑是红色教育的首选之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以“中国革命的圣地”而闻名于世。
车行延安城，只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绿树成阴，处处江南。我们的第一站是延安大学。进入学校大门，就见不远处矗立着六排窑洞式建筑，十分雄伟壮观，让我们这些第一次亲临窑洞的南方人深感震撼。窑洞顶端宏大的“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红色牌匾，在初秋的阳光中熠熠生辉，分外醒目。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理想信念、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培训基地，被誉为思想的“武器库”、灵魂的“修炼炉”、精神的“加油站”。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始建于1941年。泽东干部学院由1940年5月3日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演变而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学校，当时或年富力强，或风华正茂的党的领袖和其他领导人，经常来此授课。革命战争年代，这里先后培养了数千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后，用延安精神和革命传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重振民族精神，成为时代的呼唤。通过逐步聚集培训资源，2011年延安大学正式重建泽东干部学院，建立起教育培训大平台，采用模块式组课、菜单式选课等新型教学方式，以理论教学、现场教学、参观体验、互动交流，以及影视课、故事会等形式，让学员亲身触摸和感悟历史。
武汉大学也有不少红色教育资源，我们一直引以为傲。但是来到延安，看到遍布的革命历史遗存，像是怕生的红小鬼见了满脸胡子的中央首长，敬畏感油然而生。
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13年。13年的时间，在和平年代也许不算长，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已，但战争时期的13年却不能说很短。这段非凡的历程，让延安成为一座活生生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延安大学，我们回顾了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这是一段扭转乾坤、创造辉煌的历史，是我们党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13年；是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丰富发展的13年；是延安精神孕育形成、发扬光大的13年。
只有到了延安，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延安精神。它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教科书，不只是舞台上演绎的故事，更不只是空洞苍白的几句口号。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这里曾聚集了一群有着强烈个人意识，而又愿意为了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先行者。
革命者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在后来“高大全”式的宣传中，他们身上失却了某些最生动的东西。失真的英雄不但不能打动人心，反而容易让人产生抗拒。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也能在这里得到某些启示。
我们重点参观的杨家岭、枣园和王家坪，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杨家岭进行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在这里召开。毛泽东赴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从枣园出发，让这个山旮旯里的小地方名扬天下。王家坪毛泽东旧居石窑前的石桌，是毛泽东送长子毛岸英到农村劳动时谈话的地方，很多影视剧中出现过这个场景。
一处处旧居是历史留下的见证，在流逝的时光中静穆肃立，无声地诉说着辉煌的过往，注视着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
所有的旧居都是斑驳的土窑或简陋的砖石窑。延安是一座窑洞城市，登山远眺，可见山坡层层窑洞有序排列。曾先后四次到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称它是“穴居的首都”。如今，走进一座座窑洞，半圆形的拱门、正方形的窗棂，仍清晰可闻陕北民居古朴而清新的泥土气息。
正是在这些狭小、阴暗、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昏黄的油灯下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巨著，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窑洞里布下神兵天将，油灯下写就绝世佳篇”，这样的评说一点也不夸张。
一次次进出低矮狭小的窑洞门，连我这个小号身量的人也时时担心会碰到头，不能不好奇的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是怎么做到的呢？延安的窑洞是这样矮，毛泽东的个头是那样高，他低头弯腰进出窑洞十几年，却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挺直了脊梁。
窑洞城市有自己的“窑洞大学”。从武大到抗大，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学生。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一座革命熔炉，创办9年多培训军政干部10多万，绝大多数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抗大纪念馆，一组“边走边学”的雕塑分外令人感动。几个行军中的年轻人相跟而行，后一个的眼睛紧盯在前一个的背包上——那里有一块小小的黑板。每个人的眼神都是那么专注，每个人的面庞都是那么坚毅，闪耀着理想和信念的光辉。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生动地反映出以抗大为代表的延安“窑洞大学”的教学情景。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自然灾害，延安的生活极端困难，学校经常组织学员出去挖野菜、采树叶，掺和玉米熬成稀粥充饥。“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毛泽东这样描述抗大的办学条件，“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
抗大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越抗越大”。进步青年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政治上朝气蓬勃、精神上充实乐观，聆听革命领导者的教诲、学习战斗的本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必胜信心。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个学员的背包后面挂一块木板、学习牌，打造出了一种“边走边学”的独特教学方式。
那些背着背包边走边学的年轻人，为什么能够那么乐观、那么坚定？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唯有信念的支撑才可能产生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今天年轻一代大学生来说，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理想，但如果心中怀有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抱负，怀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信念，内心就会更加强大，人生就能够达到新的高度。
一路走来，可圈可点的片段数不胜数，可歌可泣的人事随处可见。无论是陕北民歌中的苦乐和爱憎，还是南泥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直至习近平总书记挥洒了七年青春的第二故乡梁家河，在一次次的现场体验中，理想信念变得如此具体、生动而现实。
在梁家河知青旧居，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从青年时期起，习近平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就特别深厚，要为人民做实事的信念就特别坚定，而那种在艰苦环境中矢志学习、探索、思考的坚持，是一种特别宝贵的精神，无论任何时代也不会过时。
如今，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年月，我们是否一定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能做出更大的成绩？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无论条件多么优越，经费何等优裕，我们仍然不应忘记艰苦奋斗的传统。艰苦奋斗不只是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或态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这样一种精神。
作为武大人，自然特别关注延安与武大的交集，特别想在延安找到武大的印迹。这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怀揣革命理想，千里迢迢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其中就有武大人的身影。伍修权、凯丰、李锐、杨作材、杨献珍、陈家康、朱九思……他们不仅是这一历史洪流中的一员，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伍修权经历了长征的磨砺，几次到延安工作，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部一局（作战）局长、作战部副部长。为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做出了独特贡献，公开揭露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分裂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图谋；对国际国内战局的研究和准确判断，为中央和军委制定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其工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
凯丰（原名何克全）校友也经历了长征的千锤百炼，抵达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很受欢迎。由凯丰作词的抗大校歌，深沉、激越、催人奋进——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矗立在延安城北杨家岭沟口石门内的中央大礼堂，依山而立，庄严肃穆。观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作为武大人，不禁心有所动，感觉似曾相识。不错，礼堂的设计者正是1936年毕业于武大法律系的杨作材。也许因为杨作材的身上融入了武大血液，他的建筑设计也打上了武大印记。中央大礼堂曾召开中共七大、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历史上的重要会议，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王家坪中央军委礼堂也出自杨作材之手，七间高大宽敞、四角翘起的大瓦房可容纳近千人，1945年8月在这里举行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杨作材还是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枣园中央书记处礼堂等重要建筑的主要设计者。这些工程设计都是在窄小的斗室里，仅凭丁字尺、木质三角板等简单的绘图工具完成的。
沉睡千年的黄土高原上，带着珞珈山烙印的新型建筑令人耳目一新。更多武大校友则为党的理论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也正是武大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献珍就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他在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机械系毕业的热血青年李锐在延安创办墙报《轻骑队》，轰动一时，后调入《解放日报》社，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不懈奋斗。陈家康校友曾到延安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中共中央白区代表会议，后又回延安参与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朱九思从武大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留校任政治主任教员，随后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做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从珞珈山到宝塔山，那批从江城奔向山城的武大人，代表了武汉大学的传统、武汉大学的精神。
可以说，我们之“回”延安，实际上是一种追寻，正像一首诗中所写：“啊！延安，我把你追寻，追寻信念，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温暖，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光明，追寻火红的太阳！”
澄澈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延安的天空异常清朗，让人觉得心灵也像经受了洗礼一样纯净。站在宝塔山上眺望延安城，似乎先辈们并未远去，他们的灵魂依旧守望着这片神奇的土地……
（摄影：张然、立雪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