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思思
《别了，20世纪》是我阅读过的樊星老师的第一本著作，那时尚未见过老师其人。书是以散文随笔的方式写成，却又有点文化研究的味道，应该是老师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时的一些学术成果的集合。书中涉及了大量的历史、社会、文学、哲学方面的知识，却丝毫没有复杂抽象的语言，抑或是酸腐陈旧的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一位睿智的当代学者开阔的视界和丰富的情思；是一位富有责任感的文学批评家站在世纪末的端口回顾这一百年苍茫历史的反思与诘问；更是一位将文学视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的虔诚信徒对充满奥秘的文化玄机的参悟和探索。老师在书中传达出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让我倍受感染，而平易近人的文风也让这本书成为了我的枕边读物，每次翻开，必定有新的收获。
中国当前文学是樊星老师给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我们开设的第一门选修课程，不过那时已是大四。处在大学生活的尾端，早已修满学分的同学都在这个繁忙的季节疲于找工作、复习考研。不过这种普遍存在的焦灼不安的情绪却并没有影响到樊老师这门选修课的到课率。偌大的理工楼大教室总是出人意料地被挤得满满当当，甚至有些其他专业旁听的同学干脆席地而坐，安之若素地静待老师的到来。不过樊老师的课，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习惯了人文学科的老师天马行空的授课风格之后，樊星老师思路清晰、条分缕析的讲课方式反而让人觉得新鲜却又无比亲切。缜密的逻辑联系，开阔的学术视野，最新的研究动态，樊老师每次在课上传授的知识、提出的问题总能教人回味无穷，而课末那些精辟的论断、独到的见解也总能让一些乏善可陈的旧识点石成金。
“文化视角下的五四运动，兼论青年人的精神”是我第一次听樊星老师讲座的主题。“五四运动”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中向来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它开创了时代之风气，也留给后世取之不尽的研究资源。只不过当人们习惯性地只是将“科学”与“民主”定为“五四”最为显性的外在标签时，樊星老师却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成见，将“提倡个性”也作为五四精神的重要内核之一。新世纪的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使得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在文化的洪流中迷失自我，丧失个性。强烈的物质欲望和多元的价值选择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放弃精神理想、误入歧途、堕入深渊。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老师选择了这样的主题，可谓别有深意。如何发扬“五四精神”，坚守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樊老师在讲座末尾发出的疾呼。这或许并不仅仅是为了契合讲座的主题，而更多的，是一位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意识的学者发自肺腑的喟叹。
研究生的推免面试，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樊星老师。独自一人面对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所有的老师，毫无疑问，会让人觉得局促和不安。在紧张地埋头作了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一抬头居然意外地发现坐在我对面的正是樊星老师。也许是这种熟悉亲切的感觉让我获得了某种抚慰的力量，渐渐平静下来的心情使我得以镇定自若地阐述了自己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规划和研究课题的打算。在回答“张爱玲的文学审美风格”的题目时，我只是随口说了句“我不是太喜欢张爱玲作品中苍凉、阴暗的因子”，樊老师便打趣地说：“哟呵，看来你是个很阳光，心理很健康的孩子嘛！”随后，整个教研室的老师也跟着笑起来，而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因气氛的缓和而松了下来。
记得是某个课间，我跑到讲台上问樊老师“您明年还带研究生么？我可以选您做我的导师吗？”当时自己那种渴望听到肯定答复的期待却又带着害怕被拒绝的紧张心情到现在依然令我记忆犹新，而老师当时的回答也让我难以忘怀：“明年带啊，你是第一个到我这儿报名的，肯定收你！”如今回过头来想想，樊老师的随和、亲切似乎总是可以化解人心中的种种焦虑情绪。
现在，我如愿成为了樊星老师门下的学生。樊老师现在上课也一如往常那般有条不紊又不乏幽默。记得有一次老师提到自己外出开会，闲暇时和一群同代的50后作家们一起比赛唱毛主席语录歌，他说“坚持到最后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某作家，一个是某作家，还有一个，”正当我们翘首以盼，期望听到最后的答案时，樊老师顿了顿，然后清清嗓子说：“还有一个嘛，就是鄙人。”说完便自顾自地笑起来，那笑声带着几分得意，又有些许的淘气。老师的可爱与风趣，便全体现在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情当中了。
前几天樊星老师又开了一场讲座，主题看似浅显却又似蕴藏着无限涵义：“文学有什么用？”几乎和一年前一样，樊老师在台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偶尔即兴发挥的幽默小段子总会让台下笑声连连。然后不知怎么的，沈从文先生笔下那位在美丽的湘西边城几十年如一日在江上渡人过河的老船夫的形象便跃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若把浩瀚无垠的精神圣殿比作一条长河，那么樊星老师则恰如一个摆渡者，用他的智慧和学养化作手中的长篙，护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到达理想的彼岸——一个春暖花开的精神家园。
（编辑：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