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肖珺、刘沛恺）11月13日，第十一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我校举行，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采取线下与ZOOM线上会议室相结合的方式。来自美国、瑞典、澳大利等国家的高校，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的中外学者发表主题演讲20场。
会议主题为“互惠性理解与全球普遍主义”(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Reciprocal Understanding andGlobal Universalism)，最新研究形成三个方面的学术对话，即：如何阐释互惠性理解、通向互惠性理解和全球普遍主义的中外思想资源、构建全球普遍主义的难点与可能性。
会议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创新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协办。
如何阐释互惠性理解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在开幕致辞中提出，在疫情将全球置于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境下，我们需要在关系中创造互惠性理解，既互为他者又保持人类本性，既尊重差异又寻找互补性，在互动中进行文化观念的互相印证，在多样性关系情境之中推动对话式理解。在互惠性理解过程中转向全球普遍主义（universal universalism），允许不同的文化表达相似的原则，从绝对的、一元的价值体系转向持续发展的、寻求共同点的多重价值对话，在对价值差异和所涉及问题的理解过程中建构共同价值，并寻求共同价值的多重实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指出在日趋严峻的国际格局下，讨论“互惠性理解与全球普遍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提出要尊重全球文明的“真实地貌”，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凹凸不平，“代差”与“种差”相互交织，跨文化传播的互惠性理解需要更多地思考文化嵌入性，通过传播的“功能嵌入”和“意义嵌入”，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普遍的沟通。
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中国问题”的全球传播实践，提出ACGT（全球基因）概念，即接合（Articulation）、共同善（Common Good）、全球影响力（Global Impact）和技术（Technology）四个关键词，强调需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下的研究视野，如“中国与世界”，强调“中国之世界”的研究视野，将中国重新定义为西方与其他国家、全球北方与南方、东方与西方等之间的联通桥梁。
中国人民大学林升栋教授提出寻求“和而不同”的互惠性理解，认为自我中心（编码中的自我中心体现）、错位嫁接（解码中的“怪兽”现象）、信息损失（语义流失和信息失真）是互惠性理解的障碍，可以尝试通过提升跨文化交往的能力、创造开放多元理解的媒介内容，创造积极和谐的审美体验等途径来寻求互惠性理解。
武汉大学肖珺教授聚焦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的互惠性理解，以全球网友对电视剧《山海情》的讨论为研究对象，探索世界在贫困问题上的互惠性理解，并从多元学科知识对话中提炼出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中实现互惠性理解的五个维度：互惠通道、撒播和对话、议题聚点、善意交往、利他性。
通向互惠性理解与全球普遍主义的中外思想资源
美国迪堡大学吕行教授（Xing Lu，DePaulUniversity）指出文化根植于不同的价值观和修辞传统，中西方的修辞学传统可以为当代的传播修辞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强调修辞与文化互为一体彼此关联；政治修辞可以在情感和道德层面上让受众产生认同；政治修辞可以加剧或改善跨文化传播；良好的跨文化传播需要深入地了解不同的修辞传统。跨文化传播需要互惠、负责任的修辞表达。
上海外国语大学顾力行教授（Steve J. Kulich）指出跨文化传播源自文化的复杂性、具有多样化的学科起源，研究采用多种范式和方法，进而指出当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寄希望构建一个更具跨文化敏感、相互包容的全球主义。善于观察和倾听，知晓他人的文化敏感性和局限性，努力搭建宽容与信任的文化桥梁将有助于未来文化多样性的动态统一。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房晓辉教授（Tony Fang，Stockholm University）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全方位的崛起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他认为中国的“阴阳”范畴是中国文化向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思维范式，因为阴阳范式蕴含了极大的包容性，能调适多种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人与人的互动。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大卫·马修教授（David Marshall，DeakinUniversity）提出了两种名声传播模式，即大众媒介时代的“再现的媒介和文化体制”（representation media and cultural regime）与网络媒介时代的“表现的媒介和文化体制”（presentational media and cultural regime），指出文化间的联结和情感联系可以产生很多的回“声气泡”（echo-bubbles）。
瑞典哥德堡大学延斯·奥尔伍德教授（Jens Allwood,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偏向于从语言学的维度探讨互惠性理解，认为增进跨语言、跨文化的相互理解需要提升多元文化能力、跨语言能力和多语言能力，探寻人类日常交流与交往的所需共同理解的基本限度。他强调应关注人类本性和生物学研究、地球生态与环境研究、共享信念的研究、文化和语言共性研究等领域。
同济大学王鑫教授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指出孟子从人性的基础谈及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刘勰和叶燮借鉴了文学艺术传播过程中的接受和创作能为对外传播贡献理论智慧，钱穆在“真、善、美”之外强调从“适”与“神”的维度丰富人们对交往的理解和想象。
北京外国语言大学郑一卉教授梳理了海外英文文献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提出四点改善建议。一是以“共同体”为基本概念建构系统、全面、有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二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考察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在地实践，三是反驳歪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言论，四是与海外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构建全球普遍主义的难点与可能性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洪浚浩教授（JunhaoHong，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指出增强互惠性理解需要努力提升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为此，受众研究显得尤为关键。另外，传播渠道的构建、技术设备的提升也非常重要。当今CGTN等中国媒体已“嵌入”美国媒体竞争的格局中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进步。
浙江大学洪宇教授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提及再造数字文明的可能性。她指出中国的数字进程正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面对冲突，中国生产的非西方的知识、经验和实践有超越西方的潜力和机会，期待中国探寻与现有以西方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
武汉大学喻丰教授分享了其关于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提炼东西方思维的差异后，使用思维系统理论解释对影视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的机制。直觉系统属于第一思维系统，推理系统属于第二思维系统。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人们倾向于认为通过第一思维系统做出好事的人更好，通过第一思维系统做出坏事的人更坏。在互动讨论中，他提出达成互惠性理解的关键一是硬的文化知识，二是软的心理能力。
清华大学吴璟薇副教授从隐私、公与私观念的变迁思考“普遍性”，提出当前中国与西方在隐私保护上的差异明显，但在价值理念上却极为相似。研究用艾利亚斯（Elias）与龚（Gong）的文明概念解释，文明强调相似，文化强调差异，不同传播技术作为文明的标准，带来了相似和共同的价值，但每个群体、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间交往会出现不同的思维体系，科技联系或许可以带来更多的共通。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春雨助理教授介绍了“跨文化城市”的发展和评估指标，涵括跨文化政策、结构和行动等方面的内容，指出同化主义关注平等但忽视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差异但忽视整合，跨文化城市要看到差异、允许差异，需要超越同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实现平等和社会凝聚力，在互惠性理解的基础上完成不同群体间的社会融合与城市整合。
华中师范大学甘丽华副教授认为跨文化知识的普及在跨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活跃于社交媒体的“洋网红”正在成为文化“中间人”。“洋网红”的视频不仅通过对现实日常生活的记录，创建了“共义域”空间，还通过记录多样的文化现实表达对不同文化现象采取尊重和宽容态度，以多元的视角理解各种文化的存在价值，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同情性理解。
武汉大学贾煜老师关注国际品牌本土化现象，从制度理论、合法性逻辑等方面对文化距离等指标展开研究。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跨文化营销中品牌本土化策略对跨国企业海外市场绩效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即适度的品牌本土化策略有助于提升跨国企业市场绩效，但过度的品牌本土化策略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滑。
华中师范大学辛静副教授结合数字化模因（digital memes）等既有理论展开短视频模因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指出普通民众正成为社交媒体中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导性力量。他们关于中国日常生活、传统文化等主题的短视频在传播效果上领先。简单、有趣、易模仿的短视频最具模因影响力。可以巧借“流行外壳”，用全球流行的符号、音乐、表情、挑战等制造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模因，带来更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考虑到全球学者的时差问题，会议从北京时间上午9点持续到晚间9点。连续12个小时的会议中，ZOOM同时在线人数一直保持在允许参会人数的上限（近300人）。提问和互动环节中，线下线上听众充分互动，问题不断，讨论氛围十分热烈。据不完全统计，全天会议针对嘉宾发言内容的提问共计30余条，聚焦技术发展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不同思想传统对跨文化传播的可能贡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元素”和“中国问题”等等，嘉宾们均予以认真的回复。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