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讯（通讯员历轩）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为主题发表了一组关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文章，邀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余西云教授撰文，题为《历史唯物论与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
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考古学如何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基于具体实践和具体材料，进行考古理论创新并形成理论系统。余西云提出：“历史唯物论从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逐步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中国考古学首先采用五种社会形态说，也接触过柴尔德理解的历史唯物论，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向中国考古学界理解的历史唯物论嬗变，开启实事求是的社会历史重建之路，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
考古学理论分为探索文化变迁动因的文化历史理论与探索社会历史重建的社会历史理论两部分。关于考古学的文化历史理论，在学术界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81年，苏秉琦对中国境内的文化区系提出总体性认识。严文明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区系理论包含的文化变迁动因，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区系做了更系统的概括。张忠培对文化谱系论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区系论以文化系统为基础，主要以共时性视角，揭示文化的时空框架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而谱系论以文化结构为基础，主要以历时性视角，揭示文化内部结构所包含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出更加动态的变迁过程。1991年，苏秉琦对谱系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相对于世界其他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通过区内、外诸考古学文化的交汇、撞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不断地组合、重组，得到不断更新，萌发出蓬勃生机，并最终殊途同归，趋于融合。这个表述阐明了谱系理论对文化变迁机制的理解，说明了谱系论与区系论的内在联系，立足于考古学，但又超越考古学科，以谱系理论对中国文化变迁进行一般性的总结。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在历史唯物论基础上创新性地建构中国社会历史。1985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这样的文明起源三历程。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个表述是对当时中国的考古资料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是将历史唯物论成功运用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标志性成果。1993年，苏秉琦又提出比较系统的认识：国史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问题（同文明起源问题实质相似）。中国国家问题有两个要点：发展阶段三部曲为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三类型为原生型、次生型与续生型。不难看出，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三部曲和三模式理论，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间具有承继关系，是中国学者“写续篇”的再次努力。
余西云在文章中认为，坚持历史唯物论，不是要按照普遍的进化规律来解释所有的文化，而是强调从考古实践、考古发现、考古材料出发，归纳不同地区具体的文化历史过程；不是要构建一个普适的文化变迁模式，而是重建不同地区各自独特的文化历史过程，因而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和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并不是强调恪守某些具体概念、具体观点或者具体结论，而是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证传统，强调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具体考古实践和具体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科研创新和理论创新。
文章指出，历史唯物论的考古学研究，并非将考古学研究限定于文化的物质层面、技术层面，把考古学变成物质文化史，而是强调考古学研究的实践性，强调从技术层面、从生业的角度，从生产方式层面来理解和阐释社会组织的变迁。不生搬硬套经典著作的概念和结论，而是透物见人，根据考古发现的具体材料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实事求是地判断其社会性质。历史唯物论之所以为中国考古学界所接受，在于其所包含的社会历史重建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传统相契合，在于其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与中国传统的治学精神相契合。归根结底，中国学术界需要回答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色，如何安顿我们的传统文化？
（编辑：付晓歌）
